程恩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程恩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破解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局，实现公平而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各国关心的共同主题。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和工业生产增速出现了放缓趋势。尽管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反危机的各种措施，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国产能利用率仍处较低水平，而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经济受主权债务危机拖累，被迫紧缩财政赤字，可能像日本一样滑向迷失的十年；日本经济继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经济增长缓慢。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也有快有慢，通胀压力普遍较大。由于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已陆续出台，就业、赤字、债务、产能过剩、通胀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100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经济仍然需要通过一次次经济危机这种强制平衡来延续，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没有改变，改变的不过是它的表现形式。当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肆意横行、有人高呼社会主义“历史终结”的时候，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的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药方，并没有给世界经济带来繁荣，却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动荡，世界贫富分化的矛盾更加尖锐，地区差距、国家差距、民族差距和阶级差距变得更大。断言以资本主义私有化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人类方向的“普世价值”和“历史终结”神话并没有变成现实，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世界政治和军事形势也没有因为“一超”主导和欧盟“集体帝国主义”（萨米尔•阿明语）行为而变得更加稳定，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价值观带给世界的不是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是垄断资本的自由及其所导致的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无序。现在，一切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由美国主导的各种资产阶级理论和政策，不仅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反而大大地加深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矛盾，成了历史的反面教材。就连曾经主张“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不得不在其《新保守主义之后》一书中承认：对美国保守主义的批评实在是很让人信服的，而解决方法则是去改善既成事实，搭建一个“多极世界”。

资本主义危机是一面镜子，折射了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危机下，资本增值要求与劳动者生活状态恶化、国际垄断资本扩张与民族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等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将大大加快世界经济的分化、重组和重建进程，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一超独霸”的时代也将一去不复返。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重新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众摆脱贫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之上，构建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和集团化机制。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摆脱少数西方国家频频干涉别国内政和人权进步的状态，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达的多样性，构建民主的政治多极化和国防自卫化机制。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构建丰富的文化多样化和交互化机制。有理由相信，仍在发展和深化的资本主义危机，将不断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对更高社会形态的渴望和探索，逐渐增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力量。

对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和更高社会形态的不懈探索，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伟大壮举，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曲折。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苏联的解体使世界由两极对立演变为“一超”主导格局，加速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资源、环境、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苏联解体并不表明社会主义行不通，更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所谓的苏联计划经济缺陷和生活水平低下以及民主程度不够等，而是苏联领导集团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然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给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带来经济奇迹，却纷纷陷入了经济衰退和发展缓慢的泥潭。

与此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和越南、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白俄罗斯以及实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等国家，都呈现发展又好又快的新局面。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各种社会主义特征的新型经济体制模式，比美国等新自由主义和北欧等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框架更加有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中大国的一种有益探索。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实行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中国需要在各种挑战中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机制。

应当指出，西方国家通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世界推广其经济价值观、理论和政策。而这个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全称是“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瑞典银行”的股权并不由瑞典人拥有，也不是由瑞典国家拥有，而是由“国际出资人”拥有，使该奖实质上成为借诺贝尔之名颁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奖。它以半秘密的右翼团体即共济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标准，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涵义。美国倡导“新社会主义”的加尔布雷斯、英国沟通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剑桥学派”等带有一定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被排挤而未曾获得此奖。对于这种情况，诺贝尔侄孙彼得•诺贝尔先生称之为“占诺贝尔之名的布谷鸟”。

2011年5月29日第六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发表了题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宣言，其要义是：

鉴于当前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产出已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一些分析人士声称经济大衰退已经结束。然而，始于2007—2008年间的经济危机并未结束。当资本家收益增加、首席执行官们涨工资的时候，大多数国家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工人们工资持续减少，中等人均收入都在下降，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质量骤降正影响着数以百万的人们。贫穷和饥饿的情形仍很严重。

2008—2009年间，大银行和非金融公司面临倒闭的威胁，资本主义宣称暂时放弃浮夸的自由市场策略，用纳税人的钱帮助他们脱离困境，与此同时，制定高开支计划来阻止经济崩盘。一旦完成救助，经济产出上的一落千丈的状况停下来，“精英舆论”将迅速变为支持财政紧缩的政策。

全球资产阶级正设法利用经济危机的形势更加全面地执行如今声名狼藉的新自由主义行为。他们突然发现政府预算平衡的优点，并借此来掩盖他们的行动：收回工人阶级在过去政治斗争中所赢得的一切社会利益，暗中破坏公共部门的工会运动。我们不同意把当今财政问题归咎于社会项目法规的论断，我们也尤为反对这种变相的美国式危害：过高地发放工资和红利；我们更加拒斥那些公共部门工人的工会代表权。很多实际问题是晚期资本主义所特有：毫无节制的金融投机，为保护企业利润的减薪需要，勉强要求有钱人公平缴纳应付的税款，高额的私有化医疗开支、军费开支、帝国主义战争开支（最后一条在美国尤为严重）。资本家们甚至连福利领域的增值机会都不放过，例如电力、市容、医疗、电信服务等。

在诸如此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总会构成重大的危险。正当无数人遭受着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右翼学术和政治势力正试图把人们的视线从大银行、大公司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身上引开，而将贫困移民、少数民族或非主流宗教作为替罪羊，以赢得公众的支持。在美国，相关的危险还来自对其他国家发展的恐惧。不择手段的政客们把自身的问题怪罪到其他国家。例如，美国的政客和大众媒体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到近期经济发展迅速而过去贫穷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场理论和政策斗争中应发挥如下作用：一是推动各个国家出台调控政策和经济计划，以迅速扭转工人所处的恶化环境。二是批判右翼学术和政治势力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实际问题转向全球和各国工人阶级的主张。三是推动发展非传统意义的21世纪社会主义，以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四是分析新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产生这场经济危机的路径和制度根源。五是制止以新帝国主义战争作为解救资本主义危机的手段。

当下的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危机明显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和新自由主义行为的非法化。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和今后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政策，必须超越各种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我们相信，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很多经济问题的长远解决方案是放弃资本主义，建立全球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造的巨大麻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有责任面向急切的公众给出问题的答案。

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工作和满意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失业和过劳。每个人都会有一份足够的收入，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富有而大多数人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国家将会为人们提供共同的消费需求，而不是去削减有价值的公共项目。保证每个人从出生到终老都有满意的居住条件，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持续不稳定状况。全球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使得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和平国际关系成为可能的制度，而不是被富于侵略性的资本主义驱使去控制他国的市场、技术、资源和生态。社会主义将会给世界带来一个基于合作和互利之上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以全世界工人在持续到底的战斗中彼此对抗为前提的国际经济部署。

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应联合起来，让我们通过文章、交流、合作、组织等各种研究方式，为实现上述价值目标而努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