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

李君如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在这里研究和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命题中间去研究和讨论。

一、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是一种运动，具有学说、运动、制度这三种含义或三种实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党举起这面旗帜，就向全社会昭示了：我们党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去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论断，发展了党的十七大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论断，把“制度”问题突显出来了。这次在“7·23”重要讲话中，重申了这一论断。这是我们在学习“7·23”重要讲话时，首先要了解的。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新华社发表的“7·23”重要讲话新闻稿中，突出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这表明，我们党十分重视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十分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在实践上的表现形态。

我们都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是同无产阶级的实践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它既是为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创立的，又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的实践特性，决定了它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是一种运动，是一种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制度而诞生的学说和运动。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学说、运动、制度这三种含义或三种实现形态。(参见胡乔木：《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页。)

在这三种实现形态中，“运动”是一种实践，既是“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石；而“学说”是运动及其要实现的“制度”的理论指南，“制度”是创立“学说”、推进“运动”的目的和归宿。也就是说，我们讲科学社会主义有学说、运动、制度这三种实现形态，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分类，并不是说它们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三种形态。事实上，在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运动、制度这三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学说、运动、制度这样三种实现形态，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比较重视其思想理论内涵及其对人类的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的先进的思想理论成果。

但是，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一科学的先进的思想理论成果不是从书斋中产生的，而是在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互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同时也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成果，而是引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推翻剥削阶级的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制度的科学指南。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书斋中产生的一种纯学术的思想理论，而是一种融学说、运动和制度于一体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解决社会主义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在探寻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正确道路

讲到社会主义运动这一伟大实践，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道路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就是党的事业的命脉。了解了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学说、运动和制度三种形态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重点讨论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同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问题了。因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这样的实践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同时，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一种体现着无产阶级自觉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过程，就有一个无产阶级怎么样把握好社会主义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即有一个“道路”的选择问题。

这里，我们不妨讲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的小故事：

马克思1843年9月在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讲到工人运动内部的思想混乱时说：“看来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马克思的意思很明确，由于工人运动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会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上陷入思想和行动的混乱。

1844年10月初，恩格斯在给马克思写的一封信中也说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在科隆逗留了三天，对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非凡的宣传工作感到很惊奇。那里的人非常活跃，但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持。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阐发出来，那就一切都还会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探索。”恩格斯在这里说的，就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在同资产阶级开展的自发斗争中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探索。他在信中深刻地指出：“如果这里的无产阶级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的这种方法，是没有用的，他们就会作为具有自己整体能力的人们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如果有人能向他们指明道路，那该多好！”因此他在信的结尾对马克思说：“现在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到的材料发表出来。早就是该这样做的时候了。我也要把工作加紧干起来，而且就在今天重新开始写作。”(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0页。)

从这两封信中，可以悟出许多道理。首先，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革命学说，是为了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特别是为了解决工人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向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指明道路”。其次，可以看出工人运动这样的实践有盲目的实践和科学的实践之别，科学的实践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去奋斗去推进的实践。最后，还可以看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指明道路”，解决工人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探寻和解决社会实践“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就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发现变革现实世界的正确方向；进而从实际出发，找到社会实践能够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向前推进，最终胜利到达目的地的正确道路。也就是说，我们讨论“运动”问题，必定会涉及“道路”问题。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解决社会主义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在探寻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正确道路。科学社会主义的优势，就在于社会主义运动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这个指导作用，不仅体现在我们能够形成明确的奋斗目标，而且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正确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也有学说、运动（实践）、制度三种实现形态

由于“道路”是同“运动”这一实践范畴相联系的，表现为以科学理论为行动指南的实践过程，因此，要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找到符合各个国家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和诞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国家很不相同的国度里，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符合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实际的正确道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无论是当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革命，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探索。”(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4页。)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为了能够赢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既坚持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又反对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在实践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可以注意到这样两点：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更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和制度的创新过程。另一点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在先，道路的探索在先，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在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推进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也有学说、运动（实践）、制度三种实现形态，但是它的次序有其特殊性，一是实践（道路）形态，二是理论形态，三是制度形态。

经过这样的讨论，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实践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只是在实现形态上，它同理论形态、制度形态不一样，主要表现为一种实践形态。

（作者：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来源：《北京日报》2012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