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心铭：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田心铭：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理论上高度的自觉和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理论的生命之所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本文试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视角探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几个问题。

一、什么是我们所应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理论是源于实践的具有相对完整形态的理性认识。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都是理论主体的一种反思性认识，即主体反诸自身、以自身为对象或客体的认识和评价。在反思性认识中，认识者和认识对象具有直接同一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认识的客体就是主体自身。这里所说的理论主体，是指一定的理论本身，同时指建构并应用一定理论的人，即这一理论的人格化代表。理论主体是这二者的统一。真正的理论都是不断生长着的活的生命机体，因而可以成为有自我认识能力的主体，但它的生命是由人赋予的，也是由人来代表的。

所谓理论自觉，是理论主体对自身“是什么”的认识，即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质的规定性，把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这不仅是把自身同理论之外的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包括认识到自身作为“理论”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如社会心理、感性认识、艺术、宗教等）的特点和功能，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自身作为“这一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特征和历史使命，即认识特定理论的特殊本质。

理论自觉是理论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理论的自觉，就没有理论的自信。尚未形成自我意识，不知道“我”是谁，不能把自我同他人区分开来的婴幼儿，是没有什么“自信”的，对于他们，不存在自信或不自信的问题。同样，只有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到自身“是什么”的理论，才发生了自信或不自信的问题。所谓理论自信，是理论主体对自身的一种自觉的积极的肯定性评价。对理论的评价，包括对其真理性的评价和价值性的评价两个方面。真理性的评价，是对理论与它所反映的客观对象之间关系的评价：它是否与自己的对象相符合？或是否已经确定它与对象符合或不符合？即是说，它是真理还是谬误？或它的真理性是否已经受过实践的检验？价值性的评价，是对理论与一定价值主体之间关系的评价。这就要区分：这一理论对谁有利？它付诸实施的结果，对人民群众有利还是不利，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利？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来考察，两者归根到底是统一的。因为，一切真理都是有利于人民的，一切错误都是不利于人民的。所以，对理论的真理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二者是不可分的，归根到底，应该把它们统一起来，作出统一的既判明其真理性又判明其价值属性的评价。对理论的评价，有来自他者的，也有出自理论主体自身的。理论主体对自身的肯定性评价，就是理论自信。基于理论自觉而产生的理论自信，深化了对理论自身的认识，因而又可以反过来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二者是相互作用的。

什么是我们所应该确立并不断增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呢？李长春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党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①]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党提出的“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中的“理论”，就是孕育催生又武装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理论，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我们的理论自觉和自信的主体，是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中国代表这一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我们所要增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对于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和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包括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础上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和自信。这是理论的自觉和自信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体现。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和认识人类自身成果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其理论成果的充分展开，必然呈现于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之中，建立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各个学科。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同时，也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从2004年以来，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编写中，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形成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打开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突破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应该体现于在本学科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于对本学科的正确认识和本专业的工作之中。

人类认识活动的主体，是个人主体与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主体的统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认识世界，一定的社会群体通过组成它的现实个人去认识世界。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中的主体同样是如此。因此，理论主体这一概念在不同具体场合的具体所指可以有所不同，但它们是统一的，这是概念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党中央提出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对党自身的要求，对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要求，也是对理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期望。

二、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基础和根据

党中央提出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具有充分可靠的客观根据。

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不能建立在良好愿望或主观需求的基础之上。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基础也是实践，其根据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只有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才能真正确立自觉和自信。马克思主义是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的理论，是在实践中改变了世界，同时又经受了社会实践反复检验的理论。这就是我们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基础，也是党中央提出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客观根据。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提出了难以计数的理论，不同理论竞长争高，真理和谬误交错并存。为了区分各种理论中的真理和谬误，历代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真理标准。1845年春，当青年马克思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快步走到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历史关头时，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②]这一论断，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哲学家们在认识、思维的范围内寻找真理标准的局限性，跳出主观认识的领域，找到了实践这个唯一可以最终判明真理和谬误的客观标准。在这个提纲中，马克思还确认，哲学的使命应该是改变世界。他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在这“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④]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萌芽：它自觉地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自信实践能够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力量。由此也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把本身的自觉和自信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

从19世纪40年代至今1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亿万人民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历史，是社会实践反复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价值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确立并不断增强的历史。

欧洲1848年革命的爆发使刚刚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公之于世的马克思主义立即经受了革命实践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投身于革命风暴之中，创办了民主派机关报《新莱茵报》，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并撰写了多篇著作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检验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在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出版33年之后，恩格斯于1885年在这本书的第三版序言中说：“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⑤]在这里，基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自信真是溢于言表。

1884年2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一文中回顾《宣言》提出的策略纲领时说：“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那样得到了证实。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就经受了这次革命的检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每当背离这个策略纲领的时候，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⑥]这时距离《宣言》发表和1848年革命爆发已经36年，而马克思在走完《宣言》之后35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光辉生涯后，已于一年前离世。当《宣言》在1848年革命爆发前夜问世时，共产主义还只是一个在欧洲游荡的幽灵，“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⑦]，而在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实践检验之后，《宣言》的原则已经在世界各国工人中广泛传播，成为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宣言》和它所宣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世界带来的震撼，是任何人都不可忽视和无法抹杀的客观事实，因而是许多西方学者甚至他们的教科书也不能不承认的。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广泛流行的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有一篇以《卡尔•马克思：革命的经济学家》为题的马克思小传。它列举《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观点介绍了马克思。它引用了《宣言》中的话：“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的革命中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所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然后他指出：“统治阶级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颤抖了一个多世纪！”[⑧]让统治阶级像它所预料的那样颤抖了一个多世纪，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显示出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吗？

《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宣言》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不断增强的生动写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同样是建立在党和人民长期实践的基础之上的。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清醒的自觉和自信，他写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⑨]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的重要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批驳了各种错误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是根据什么建立起自己的这一理论并坚信它具有科学真理性的呢？根据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毛泽东在这篇著作的开头就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⑩]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回顾总结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他同时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1]离开党和人民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在中国起作用，也就没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和自信。

今天，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自觉和充分的自信。其深厚的基础，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30多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一理论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实践发展中不断提出的新的重大问题，指引着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使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从而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科学真理性和伟大力量。

胡锦涛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程时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12]这些论述明确指出了我们的全部理论产生、发展、确立的基础和依据，同时，也是我们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基础和依据。

我们强调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基础是实践，决不意味着轻视科学理论所应有理论论证，决不是否认理论必须具备逻辑严谨性。物质世界是具有内在联系、客观规律的系统整体，正确反映客观对象的科学理论必然表现为逻辑严密的体系。列宁说：“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13]“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14]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理论著作中逻辑严密的典范。“《资本论》的逻辑”已经成为一个专业术语，成为后人研究的一门学问。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是一种理论成为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违背逻辑规则的理论必定是包含错误的非科学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是没有资格谈论自觉和自信的。这是因为，逻辑规则是客观事物中普遍性的规律和关系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一种理论违背逻辑规则，其实质是它不符合客观事物所固有的某些最普遍的规律或关系，因而不具有真理性。坚持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同要求理论必须合乎逻辑规则是统一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错误的认识不一定都有逻辑上的错误，因而不违背逻辑规则的理论未必就是科学的理论。逻辑论证可以排除错误，但不能确立真理。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证是确立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实践才能证明理论的真理性，所以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是理论自觉和自信的可靠根据。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对立面的统一的关系。辩证地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才能真正确立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有些人一看到实践中出现挫折，就失去了对理论的自信，一看到现实生活中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现象，就不加分析地要否定理论，或改变理论以适应眼前的实际状况。他们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简单化了，把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简单化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由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是有限的，它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然具有相对性、不确定性的一面，不能对一切理论的真理性都作出完全的检验。在具体的实践—认识过程中，当理论与实践二者相脱离而发生矛盾时，既可能是理论不符合实际而发生了错误，也可能是实践脱离科学理论指导而发生了错误。实践并非天然合理的，错误并非一定发生在理论方面，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不可一概而论。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检验理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就包括批判和纠正实践中发生的错误，把实践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但是，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又具有绝对性、确定性。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终究能够对人们的认识都作出检验，终究能够判明各种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误。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实践起决定作用。一切理论正确与否，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此外并无别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它的基本原理，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也是以千百万人民群众长期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面对实践中一时一地的挫折而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其认识论的原因而言，有可能是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所致。

理论创造作为一种高度自觉的认识活动，始终有反思性认识相伴随，是在反思中前进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不会终结，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发展也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党中央提出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们应当联系现实中存在的理论上不自觉和不自信的现象，研究如何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的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实质：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15]的问题，把它列于此前我们党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三大基本问题之前，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体现了我们党理论自觉的新发展。增强理论自觉，必须深入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成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不自觉的突出表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的实质，就是自觉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需要下工夫去研究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存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需要同它们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中，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理论阐释，需要把其中正确的与不正确的观点区分开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16]，将其列于需要划清的“四条界限”之首，党中央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要求分清四个“哪些”，即“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17]，都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混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提出来的，都是我们党理论自觉的体现。

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成马克思主义，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就迷失了自我，忘记了“我是谁”，丧失了理论自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不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我们首先必须划清它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界限，因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现实中危害最大的思想。同时，为了保持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纯洁性，还要划清它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界限。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后来有人拿它们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那是另一件事情，它们本身并没有“反对”当时还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同它们划清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先后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同它们划清了界限，也清算了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没有这种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后来，当有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时，马克思严肃地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18]他论述了二者不同的实质，划清了其间的界限。对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使它们并不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能不划清思想界限。如果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成马克思主义，掺杂到我们的理论之中，就会搞乱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增强理论自觉，尤其要在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它的世界观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要求我们自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决不能把这样那样的唯心主义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1984年，针对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的思潮，胡乔木在他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撰写的文章中提出，要区分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他强调：“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纳入、互相包括或互相归结。完全归结不能，部分归结也不能。”[19]这里表现出高度清醒的理论自觉。近年来，有些论者把我们党在科学发展观中提出的“以人为本”曲解为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借此抹杀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界限。当前种种抽象的“人性化”说教充斥于各类媒体和文艺作品之中，不能说同这种理论上的混淆没有关系。还有些论者否定我们党一贯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试图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据说尘封在马克思书本中直到今天才被他们“解读”出来的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实践存在论乃至实践的唯人主义、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些观点在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在学术研究和思想宣传中造成了理论混乱，贻误青年学子。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不能不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分清是非。

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有多种复杂原因，有不同性质的问题，需要加以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有人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伯恩施坦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列宁、毛泽东是“修正主义”，甚至声称恩格斯晚年已经宣布“放弃”共产主义，这是存心制造混乱，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同他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有另一种自觉，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篡改马克思主义、施行理论诈骗的自觉。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探索中前进的过程，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对于由此而发生的错误，只能通过学术争鸣来解决。这是在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中不断增强理论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理论武器，是由实践证明了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真理。增强理论自觉，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防止任何背离客观真理、背离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混入我们的思想理论阵地，被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和运用。

四、归结到一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总结中国革命长期历史经验，在党的七大确立的原则。党的七大在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时，党的十二大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时强调：“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90余年来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历史经验也“归结到一点”，那么应该说，也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其根本要旨，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它要求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反对任何离开马克思主义或脱离中国实际的倾向。因此，坚持这一原则，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践以及这两者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自觉和充分自信。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必须始终坚持这一思想原则。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我党90年的历史经验时说：“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21]这两个“坚信”，表达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实践的充分尊重。

依据这一原则来审视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无论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对待中国实践方面，都存在相当严重的不自觉和不自信的问题。在国内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价值观中都占据优势地位的环境下，一些人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力量，另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和意义估计不足，看不到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去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热衷于抄袭西方学者的书本，传播他们的思想观念。在许多学科领域，马克思主义被淡化、边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经验被忽视、冷落，西方思想理论强劲渗透，占据了主导地位。有些学者的研究，是用从西方搬来的理论讨论从西方找来的题目，根据西方学者的书本谈论他们在自己国家遇到的问题，同中国人民的实践不发生关系，还自以为这些才叫学术，才有学问。也有一些研究，对象是中国的，题目是中国的，但分析问题的理论却是从西方搬来的，用外国的理论解读中国的实践，或论证中国某项决策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符合了西方某个理论，或主张中国的事情要想办得好，就得遵循西方某位大师的学说。西方某些二流三流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也被我们一些学者拿来当成选题、立项和研究的对象，把解读他们的书本当成高深的学问，标榜为理论创新，借此抬高自己在学界的地位，忽悠公众，充当专家。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流行，不能说同这一类现象没有关系。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这些学科的选题和研究中，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和中国实际问题毫无兴趣，盲目搬运西方热门题目、思想理论和话语体系的现象。

哲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学科都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思维形式来反映自己的对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在各学科的发展中，凡是独创性的理论，都要创造出自己所特有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通过它们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论述了《资本论》的术语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术语的不同，他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2]不同的理论体系有不同的话语体系。因此，理论上自觉或不自觉、自信或不自信，会表现于采用什么样的学术话语之中。我国一些学者的著作，杂乱地堆砌着源自西方不同思想流派的学术话语，以新奇时髦的术语掩盖思想内容的贫乏，冒充学术理论的创新。有的学者在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美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主流话语，大都来自西方，极少有核心的概念是打有‘中国’印记的。”“我们的许多学科，已经成了西方理论话语的‘殖民地’和‘跑马场’。”[23]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不能不说是严重缺乏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在学术话语方面的表现。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系列表达新思想的新范畴，构成了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以马克思讲的“剩余产品”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制造业”两个术语为例指出：“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2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如此。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简要地表述”了他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他称之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25]。在这一段数百字的经典性论述中，马克思集中表述和界定了一系列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革命，意识形态，社会形态，等等。他正是运用这些基本范畴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任何人要想理解、阐述和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都不能离开它的创始人制定的这些术语及其构成的话语体系。同样，我们党在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例如，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由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整套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的。离开这个话语体系，就不能准确地理解、阐释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和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对于伴随这一变革而发生的“术语的革命”，我们也应该有充分的认识。这是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讲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五、用辩证否定的态度扬弃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论自觉和自信的重要表现

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反对照抄照搬西方思想理论，决不是盲目地全盘否定和排斥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把他们拒之于自己的视野之外。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的学说，也不只是其创始者的个人著述，它是工人阶级这一历史上最伟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因而唯有它能以最宏阔的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非凡气势吸纳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掌握千百万人的心灵，变成了改变世界的伟大物质力量？列宁回答说：“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26]

马克思、恩格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就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扬弃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在指出他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截然相反”的同时，针对德国知识界一些人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对待的现象，他又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27]。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同样是采取辩证否定、批判继承的态度。在这篇跋中，马克思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实质，同时又以赞赏的语气写道，在《资本论》出版后，“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28]。

按照彻底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一切思想理论，包括基本立场、根本观点错误的理论，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人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客观存在的某种反映，因而都可能把社会历史中真实的事物和关系蕴含在自身之中，都可能在不同的包括歪曲乃至颠倒的形式中包含真理性的内容。前人的失误也为后人探求通往真理的道路提供了前车之鉴。因此，对于一切有广泛影响的思想理论，都应该看作是人类认识和真理发展中的一个环节，给予批判的分析和扬弃，而不应置之不理。清醒的自我意识是一种理论科学地分析和正确地对待其他思想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勇于并善于以辩证否定的科学态度批判地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切有益成果，拿来当作发展自身的思想养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表现。而盲目照搬和盲目排斥，则是分别从两个极端以两种不同形式表现了理论上的不自觉和不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的革命”，同思想理论内容的革命一样，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批判性的改造和继承，既不是因循前人，也不是全盘抛弃，一切从头开始。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一旦形成，就构成了各类专业人员从事的特殊部门，每一学科中都有自己经过世代相继的人们头脑中的加工而传承下来的思想材料，新的一代都是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加工来制造思想产品的。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同以往思想理论的不同在于，它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去分析、取舍和加工改造思想材料，制造思想产品以及表达思想的术语，因而它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阐述，无论理论内容还是表达理论的术语，都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自觉的批判继承。而在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著作中，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对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及其学术话语改造、继承的范例。在新时期党的创新理论中，从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也都可以看到对当代国外思想理论及其术语的改造和吸纳，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它的话语体系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具有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志气也有能力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思想理论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成果，同时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 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6月4日。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2、4、5、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毛泽东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5]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6] 张志洲：《提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载《红旗文稿》2012年第13期。

[7] 田心铭：《认识的反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研究”（11JZD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田心铭（1947-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