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道德化批判论析

泛道德化批判论析

黄明理 吕 林

在我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转型时期，伦理道德的变迁和由此产生的道德问题与伦理困惑尤为凸显。人们对各种社会不良、丑恶的现象表示出强烈的批判态度，然而，在这种批判中又普遍地存在泛道德化批判之倾向。强烈的道德批判表明我国公民是非善恶的认知能力有了提高，可是，一旦走向泛道德化批判则又可能产生对社会和他人的怀疑主义以及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悲观主义之消极后果。因此，需要在学理上对泛道德化批判进行反思与再批判，确立唯物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观，唯如此，才能增强国民的理性力，塑造国民的健康心态，为创造幸福生活、营造社会和谐与实现“中国梦”提供思维方法的保障。

一、泛道德化批判之表现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基本的方法论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是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的有机结合，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和人民的立场，因而是科学的和彻底的批判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批判精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表现。可是，在实践中，我们能够真正做到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观为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吗？相反，屡见不鲜的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陷入泛道德化批判的误区而不自知和自省，沉迷和欣赏非理性的情绪化宣泄、以偏概全的片面论断乃至臆断以及对别人的批判态度与对自我的非批判态度等。泛道德化批判主要表现如下。

1.对偶发的个案事件的负面道德效应任意放大

如，近年来舆论不遗余力地炒作类似小悦悦事件等见危不助的负面道德案例，并以此为据放大人们道德品质上的瑕疵，认为这些事件充分表明了“中国人道德沦丧，良心泯灭”。笔者则以为，即使18位路人的确是道德冷漠且真正能够显现出他们“人性丑陋”，但是，这毕竟是那具体的18位路人道德品质的瑕疵，怎么又变成了“中国人人性丑陋”？道德主体就这样随意地由个体被置换为整体了。很显然，网络上的论断如果不是故意在丑化国人，就是混淆了特称判断与全称判断的关系，将特称判断全称化。再说，那18位路人的“旁观现象”未必真实地表明了他们中所有的人都道德冷漠。批判者不愿意或者忽视了对当时具体外部环境、人的复杂道德心理进行深入分析，而是随心所欲地挥舞其道德大棒进行道德判决，这显然有些简单与粗暴。不仅如此，上述论断还是自相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如果类似小悦悦事件等如他们所论，表明了中国人道德沦丧、良心泯灭，那么，这些事件又为何会引起举国人民如此高度的关注和热议呢？一个泯灭了良心、沦丧了道德的民族群体还需要以及还有能力去为上述道德冷漠现象忧虑和反省吗？我们对不道德现象愤慨恰恰表明了我们的良知还没有泯灭，追求道德生活的信心和力量还在。

2.对青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道德素质以偏概全式的否定性评价

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精神面貌表征着我国社会道德的未来。然而，但凡涉及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现状问题，学界和大众舆论界不约而同的基调是否定式的，诸如，在不能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实证数据的前提下便得出大学生缺乏科学的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结论。即使提出了一些理论依据——“理想信念多样、多变和功利”，也极其牵强附会[1][1]。因为“理想信念多样、多变和功利”是开放的文明时代极其正常的现象，它又如何能够证明“缺乏科学的理想信念”呢？科学的理想信念难道只能是唯一的或一元的？举国信仰（即理想信念的最高存在）的一元化也许是原教旨主义信仰的不开化和野蛮的表现，而不是信仰建设的理想目标。

为了论证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这一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的紧迫性，同时又能避免被指责为全盘否定，有的论者往往借助于模糊性。在肯定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以后，便开始突出强调，有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不强等问题[2][2]。这些论断是所有这类文章千篇一律的常规套路。且不说上述这些所谓的问题是否是伪问题还值得商榷，就所谓的“有些大学生”便是一个极其模糊的和具有迷惑性的指称，其具体的比例究竟是多少？可能是49%，也可能是0.49%，当然，在作者那里一定是要把它主观地假定为超过49%的，因为唯有这样，才有研究的必要。如果主流是好的，只有0.49%的大学生理想信念存在某些问题，那么，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便失去了必要性。可是，假如理想信念存在问题的大学生的比例已经超过49%，那么，又怎能说主流是好的呢？

当然，我们不怀疑当代一些大学生道德素质和理想信念存在问题的判断，可是，令人质疑的是论者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的解析。如有人认为：“现代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因此，不可避免地养成一种狂妄自大、自信心十足的性格”，“对任何事情都持批评的态度，行动上具有很强的反抗性，易于偏激，缺乏克制”[3][3]。且不论作者所列的当代大学生这么多的道德和心理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即使作者能够以实证数据证明它们是客观事实，那么，又怎能将它们全部归因到独生子女这一原因呢？从“独生子女”这一原始性“事实”是如何推论出上述结论来的呢？显然，这是作者将两种现象进行了简单的嫁接而非严谨的逻辑论证。由个别独生子女身上存在的道德缺陷任意推论到大学生全体，不过是典型的由归因偏差所得出的以偏概全的结论，缺乏严密论证的论断实质上不过是主观臆断。

3.对整个社会群体道德面貌的怀疑主义态度

批判者并不满足于上述两方面属于“小型叙事”式的道德批判，更喜欢开展“宏大叙事”式批判。在学术界，一些学者把道德信仰危机这一本需要检验和辩证分析（即危机未必完全没有积极的意义）的结论作为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生活评价的当然前提，仿佛社会道德信仰危机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乃至主流，并不需要对这个前提进行再确证。如，有学者断论，中国人今天是生活在“精神的废墟”上，主要表现在官德失范、公德淡漠、人格缺陷和道德的工具化。有学者在论及中国人的政治冷漠现象时说，中国人习惯于将自己作为一个“看客”，“几乎所有人都持有一种观望的态度，都在等着看其他人怎么做，自己却不愿意作为一分子去实际参与其中”[4][4]。关于“当今中国人什么都不缺，就缺德”的观点同样非常流行，缺德者不再是中国的部分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有些人之所以“勇于”用全称判断，是因为全称判断虽然是极其片面的，但它又是模糊的，并没有具体所指，所以不需要承担举证的责任。

当然，一些论者为了显现其所谓的辩证性思维，一般情况下不会如此极端地将特称判断全称化，而是说：“一部分国民有远大崇高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目标，他们目标明确、积极向上，干劲十足，极具感染力，成为社会建设的主流”。“一部分国民无理想信念，生活工作漫无目的，混混沌沌，没有动力，玩世不恭。”[5][5]事实上，总有一部分人有理想信念，另外一部分人没有理想信念，究竟这两个“一部分”各占多少并没有交代，因此，此结论看似唯物辩证，实则模棱两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前一部分的肯定是为后一部分的否定即为其进行泛道德化批判服务的。因此，它不过是巧妙的全盘否定。

对社会的整体性的否定无疑是建立在对社会阴暗面过于放大化基础上的，对社会阴暗面应当毫不妥协地进行批判，但如果缺乏历史的视野、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其批判和结论就可能是无根的。当全世界都在惊叹当代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时，一些人却在给自己的民族抹黑，否定自己的历史；当国外有些舆论理性地评论说，中国人对小悦悦事件愤怒说明还有希望，无论你在中国还是美国，“旁观者效应”都会存在，而国内的一些舆论却得出中国人良心泯灭、道德沦丧的结论。这种全盘否定不仅显现不了批判者的高尚纯洁与高瞻远瞩，反而暴露了其片面与偏激以及对人与对己的双重标准。如果社会整体性失德，批判者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自然也概莫能外。然而，持泛道德化批判观的人一定不会把自己纳入其中，他们总是自以为自己能够站在社会之外的一个道德至高点上，进而拥有对整个社会进行评头论足的道德特权。

泛道德化批判的对象不仅针对人的道德品质本身，它还蔓延和深入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审丑论、经济崩溃论、文化虚无论、社会生活黑暗论，等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调大有成为世俗主导性话语的态势。

二、泛道德化批判之后果

既然道德是为人而存在，“其宗旨是弘扬人的至善禀赋”[6][6]，那么，道德批判本身就具有积极向上的品质。积极的道德批判能够起到净化自我与警醒他人和社会的作用，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积极的道德批判能力，便失去了人格完善和社会精神文明进步的动力。人总要有一种超越批判的乌托邦追求精神，在批判现实中追求未来。不过，一旦流于泛道德化批判则会起到消极作用。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一切社会现象道德化后再用理想主义、乃至双重道德标准予以否定性道德评价的一种批判方式。泛道德化批判的特点是：将非伦理现象伦理化；在道德评价标准上的理想主义化和双重标准化；在道德批判方法上将特称判断全称化。泛道德化批判的消极影响如下。

1．泛道德化批判易滋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和消极厌世的生活态度

个体是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群体性的个体，个体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都来自于社会群体，人生价值源于社会群体的需要，个体生活快乐、幸福与否的感受依赖于社会群体的评价。泛道德化批判是整体性的抹黑，要么认为社会不公，一片黑暗，自己受到了极其不公的社会对待；要么认为他人素质低下、良知不再，举世皆恶，唯我独善。这正是泛道德化批判所必然造成的扭曲型人格的特点，这一人格特点势必加深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疏离与矛盾，这既使批判者失却了自我发展与完善的机会和条件，又使其失去了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动力，仅仅满足于带有虚幻色彩的孤芳自赏与顾影自怜。总之，消极主义的生活态度与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泛道德化批判的必然结果。

泛道德化批判对个体的消极影响还表现在，一方面，它人为地增添了道德焦虑。由于它是用理想化的和最高层次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就使批判者以外的一切现象都不符合批判者的道德要求，甚至充满了恶。另一方面，它还制约了自我道德反省能力的提升。个人道德进步的重要动因是内省与慎独，需要有很强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的能力，而泛道德化批判只针对别人，不面向自身。自己是道德真理的拥有者和道德评价标准的制定者，他总是能够拥有道德至善来评判与教育别人，而不需要去反省自己，更看不到自己的道德瑕疵，缺乏自我道德提升的压力。其实，他们的批判通常也只是停留在认知层面和理论层次，未必能够做到知行统一。习惯于泛道德化批判的人，极有可能在批判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塑成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严重分离的分裂型的道德人格。

同时，泛道德化批判还容易产生世界观的误导，道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引导力和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表现，但它毕竟是第二性的和非决定性力量。泛道德化批判潜含着道德决定论的倾向，把社会问题道德化，又把道德问题的解决视为其他所有社会问题解决的基础和标志，这不过是道德万能论和空想论的现代翻版。

2．泛道德化批判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瓦解社会稳定的精神基础

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力量来自于每一个体对社会与他人的信任、信赖与依赖。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形成基本的社会价值共识与信仰，凝心聚力。然而，人们假如一旦养成了泛道德化批判思维，便缺乏对他人品德的基本信任，甚至以贬低他人品德为能事，这势必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一旦习惯于泛道德化批判，以怀疑一切为基点，以贬损社会为荣，这又势必造成社会认同度与协同力的下降，进一步削弱社会向心力、强化其离心力。由于泛道德化批判不能理性地辩证地对待发展中的问题，将这些问题放大化、政治化，因此，它不仅不能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转化为对党的信任，而且最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进而对未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会失去信心。总之，泛道德化批判最终难免走向其愿望的反面，即原本希望推动社会进步，事实上却使人疏离社会群体，对社会未来失望，成为掣肘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

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要快速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会超越时空共时地叠加呈现。其实，在发展中遭遇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民缺乏科学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这样就可能因为缺乏对问题的正确判断而既误判当下又误导未来。

3．泛道德化批判有违依法治国精神，滞缓制度建设

泛道德化批判把目光聚焦于道德领域，仿佛今天中国遇到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等所有问题都与道德有关，它们共同的和根本的原因都是忽视伦理道德建设的恶果。这种泛伦理思维在理论上夸大了道德的功能，陷入道德万能论的误区，在实践上它本末、主次倒置，使人们忽视从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管理的创新等方面探寻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特别是泛道德化批判对法治生活的消极影响日益突出，法治生活中泛道德化现象尤其值得警惕，固然法律与道德、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应当相辅相成，敬德要以守法为底线，良法要体现合理的道德精神。不过，泛道德化思维试图走向法律道德化之极端，倘若道德过度地干预法律，造成道德情绪凌驾于法律理性之上，势必形成道德暴力，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便会受到威胁和遭到破坏。如，交通法规及其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人道精神，使事故责任与赔偿责任出现分离现象，为此，不仅导致一些人无视交通规则，而且使违法者得利、守法者吃亏，增加了守法的成本，造成了法治良民的尴尬。类似的情况无疑损害了法的公正性，阻碍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4．泛道德化批判为西方敌对意识形态“妖魔化”中国提供口舌，威胁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

随着我国由大走强，奉行“强国必霸”逻辑的霸权主义强国便叫嚣中国威胁论和崩溃论，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都是将中国的细小问题夸大化、局部问题全局化、表面问题本质化、具体问题普遍化、社会问题政治化，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全方位地否定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企图通过污化中国、丑化共产党，最终达到阻止中国和平崛起与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当我国在国际上还处于全面弱势地位时，人们容易患意识形态过敏症，走泛意识形态化之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我国由大走强、由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心之态势时，人们又容易患意识形态麻木症，无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斗争的意识形态化和文化化的全新特点，无视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东弱”仍然没有改变的严峻形势，迷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抽象话语，附和西方普世价值的喧嚣。相反，把强调意识形态安全的观点视为危言耸听的极“左”思潮来嘲笑。泛道德化批判者虽然具有与西方和平演变完全不同的动机，然而，他们对国内现状全面否定式的评价，在客观上为和平演变营造了舆论氛围。

另外，既然泛道德化批判对现实是全面否定式的，追求暴发式的社会突变便是其逻辑的必然，这与我们所期盼的走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良性互动，民生优先、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的中国模式相背离，同时，泛道德化批判所由产生的不满与怨恨情绪极有可能蜕变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敌视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这无疑在不自觉地为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政治图谋创造分离人心的条件。

三、避免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的路径选择

要拥有健康的心态和培育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营造友善互助的氛围、建设和谐奋进的社会，应努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修养，避免陷入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误区。

1．在处理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中，避免批判的情绪化，培育将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有机结合的科学批判观

“批判”一词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体系中是关键词之一，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科学性的根本保障和革命性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问题上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7][7]“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8][8]“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9][9]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特别强调以下方面：第一，批判旨在为无产阶级乃至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利益服务，为此，必须反对因利益偏私或畏权而丧失其客观公正立场的做法；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所在，没有批判精神，就不可能有改造旧世界和创造适合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世界的动力和行动。第二，要实现批判的深刻性和有效性，需要高尚的境界和高远的眼界即科学方法的保证。就境界言，批判者自身就应当具备无私无畏的精神，即既要勇于坚持真理，又要敢于批判强权，还要善于自我批判。就眼界和方法言，既要以事实为依据，避免主观先验设定，又要能够正确处理理性与感性、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的辩证关系，单纯的道德批判即“头脑的激情”虽然能够感动人，但由于它流于现象化和情绪化，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更为深刻有效的批判应当是“激情的头脑”，即饱含道义情怀的科学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不同于其他思想大师们的地方在于，他的批判是唯物辩证的，尤其是没有停留在表象的和纯道德化批判的层面，而是自觉地将科学批判和道德批判亦即将历史的必然与道德的应然有机结合，在科学批判中饱含强烈的道德激情，在道德批判中又不失科学理论的依据，并自觉地将科学批判视为道德批判的基础、道德批判作为科学批判的价值引领。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主张从历史的规律性和伦理的人道性双重维度来考量问题。

泛道德化批判亦如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一样，科学维度被弱化，道德维度被无限强化。然而“道德批判若不置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中，不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出发，这种批判就不能摆脱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就会陷入唯心论，不能成为真正科学的现实的批判”[10][10]。正如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所述：“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11][11]

科学批判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理论具有全面性、普遍性、前瞻性，它是分析问题的最主要工具，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一方面我国社会快速变迁和发展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运用科学的理论特别是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读和解决；另一方面，当代的人们又总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评价理论的价值，为此，较为普遍地存在轻视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理论的价值的现象。这种情况也为浮浅和片面的泛道德化批判之泛滥提供了土壤。泛道德化批判总是感性有余、理性不足，从而流于表象化、浅表化、情绪化、片面化，这归根到底是缺乏科学理论武装的结果。理性是一种以科学的理论为武装的健全的判断力。理性以理论的自觉为基础，以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为前提。能否做到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又依存于理论修养水平的高低。总之，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机遇期，自觉地避免陷入泛道德化批判的误区是国民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2．在甄别“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个别性的事例”、“现实”与“现存”等基础上培养唯物辩证的思维理念

唯物辩证法是人类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性所必然引发的最基本的方法论要求，唯有唯物辩证地分析问题，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突出地表现在，它既有现象与假象、现象与本质、事例与事实、现存与现实、表象与真相之不同以及本质特征展现的多层次性，还有主观与客观之差异。因而，要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抓住其实质，就需要借助于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思维武器。不然，我们就会本以为自己是坚持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事实上却因未能真正区分事件与事实、现存与现实、表象与真相、实例与实际以及特殊与普遍等而与真理失之交臂。

应当承认，在泛道德化批判那里，他们不可谓不是从“实际”出发，然而，对“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方法论究竟应当作何解读？怎样做才是真正地做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泛道德化批判同样坚信自己的批判是从实际出发的，决不是无中生有。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不是简单地从“实例”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所谓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指个别性的事例，否则就是玩弄实例，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客观存在的事实”一定是最常见、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进而最能够反映事物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属性的事实，即能准确地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带有普遍性的事实。抓住了这样的事实，也就能够抽象出思维的具体，揭示真相和真理，不会被假象、现象、表象、个别性等所谓的“存在”所迷惑。“孤立的随意的事例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具有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从其整体上、从其全部联系中把握的事实。”“其精神实质是善于抓住作为具体矛盾聚焦点的典型事实，以此展开对于矛盾的具体分析，因而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简明表述。”[12][12]

泛道德化批判之所以会对社会道德生活产生消极悲观的态度，是由于他们特别关注道德的阴暗面，忧虑其似乎不可克服的“现存性”。有的人甚至默认如下观点：凡存在的都是必然的或合理的进而是永恒的。其实，从发展的角度看，存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客观必然性从而具有生命力的存在，即“现存”中具有“现实性”或合理性的存在；一类是没有或已失去客观必然性进而没有生命力的存在，即“现存”中不合理的部分，假、丑、恶当归此类。“存在即合理”的谬误、以偏概全的片面性以及空泛之论今天仍颇有市场，这充分表征着唯物辩证思维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力的匮乏。

3．在直面道德矛盾冲突中，营造向善氛围，提升道德审美能力，培养勇于道德担当的责任意识

善与恶总是相互比较而存在、相互斗争而发展。揭露丑恶是为了彰显善良，倘若忽视了彰显善良的目的，那么，揭露丑恶就会蜕变为道德审丑。向善之心是合乎人性发展的总趋势，只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向善之心会在每一个人的内心萌发与生长，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舆论宣传者应当小心呵护好、精心扶持她，而不是在铲除恶草时粗心地把善良之花也伤害了。道德行为的践行需要道德的氛围，这就是说，道德行为具有从众性，如果舆论媒体多进行正面报道或对道德悲剧进行正面引导，而不是热衷于通过夸大其词引发道德恐惧和痛苦的负面报道，便能够营造一种向善的氛围，人们就会认为行善是理所当然的，并效仿之。

当今的道德批判者面临尴尬的处境：一方面，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难以抑制强烈的道德批判冲动；另一方面，又痛感自己的道德批判话语无人问津。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使命使知识分子特别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奉行国家与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为此，或热衷于政治革命，或热衷于以无私奉献为标准的宏大叙事式的道德批判，后者在和平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在改革开放时代进行宏大叙事式的道德批判时，我们不应忘记，还应当深入思考用什么样的道德来进行批判以及怎样进行道德批判。在批判标准上，不应再固守发端于启蒙时期又为革命时代所推崇的整体利益至上的道德评价标准，应当与时俱进地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结合，使二者互为道德的过滤器。在批判方式上，每当批判社会不公正和他人不道德的同时，还应当反思自己的批判方式是否公正和道德，不应以过火的方式描述自己觉得不可容忍之事，以致激起公愤。正如有学者所质疑的那样，抨击邪恶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以“过火”而引起公众“公愤”的压力与“恶意中伤”何异? 这是不是一种不负责任或另一种不道德？在批判对象上，不仅要善于批判他人，更应善于自我批判。道德不应当只是理论的，它更应当具有直接实践的意蕴。道德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最大差异性在于它是精神的自律，就是说，它不仅是知与行的统一，而且是行动着的善；不仅是对他人的要求，更是对自我的要求，是自己对自己的内讼。道德的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之特征表现在道德批判中就是批判者要自觉地把批判与自我批判结合起来，并以自我批判为先、为重。正如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一样，唯有先自我批判，才能有权批判别人。在道德批判过程中，应当努力克服道德“精英意识”和“英雄情结”，不应总是把自己打扮成道德救世主，天然地享有道德审判的豁免权，习惯于以道德英雄的姿态来教训别人，用尽量高的标准来苛求别人，却用尽量低的标准来宽容自己。道德精英式的道德批判实质上是无效的和不道德的道德批判。在当今时代，我们不缺道德批判者，缺少的是善于进行道德批判的人和勇于道德担当的人，他们既善于发现与颂扬善良，又能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在细微中来践行和光大善良，这才是积极的和最有效的道德批判。

总之，如果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大势，那么，一个由大走强的民族要想真正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就必须凝心聚力，就必须能够正确面对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超时空叠加呈现的诸多问题，而传统的泛道德化批判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还会人为地夸大和激化矛盾，削弱民族凝聚力。就是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一定伴随着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的自觉、革新与崛起，自觉地克服泛道德化批判思维，培养起科学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观。

（作者简介：黄明理（1961-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副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所所长；吕林（1971-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2] 刘智峰：《道德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3] 张之沧：《马克思的道德观解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9期。

[4] 王增进：《“道德批判”与“批判道德”：后现代知识分子何以立命？》，载《南方论丛》2004年第12期。

[5] 田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学生思想道德建设》，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6] 杜仕菊、宋斐斐：《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冷漠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以目前的移民潮现象为例》，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5期。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