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世界观与《资本论》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世界观与《资本论》的方法论

杨 志

一、问题的提出:世界观决定利益火车头所推动的行动轨道

1.关于世界观的一般看法。一般来说，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总看法，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本原、构成要素及其内在关系与联系、世界的结构与形态、世界运动形式与规律的总观点;世界观在本质上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人与世界都是与时俱变的，因此，世界观也是与时俱变的。然而，从世界观形成或转变的过程来看，作为认识论的世界观所涉及的是与“人”的方方面面相关的因素;从认识方法上看，作为方法的世界观具有超历史的功能。例如，任何人的世界观都与其作为认识主体、所处的历史背景(环境)和社会地位(基础和起点)、所拥有的历史资料和信息资讯、所选定的认识对象或观察目标以及由此决定的观察位置(立场)和观察视角(视域界限)以及认识主体的认知习惯和认识方法以及由此决定的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相关;另外，如果从实践的层面上看，即无论把世界观当作再认识的指导思想来看，还是把认识论当作指引行动的理念、思维方式、心灵地图来看，世界观和认识论都可以是方法，即都可以是具有操作性的模型、范式、系统。

2.哲学本质上是认识世界的方法。毫无疑问，世界观属于哲学范畴。“哲学”(philosophy)在古希腊语中是“爱智慧”的意思，并且强调的是“爱”这个“行动”本身;所谓“智慧”，则是与万物之本原、人类之至善、世界之真理、“我(人类)是谁”、“我(人类)从哪里来”、“我(人类)要到哪里去”等世界观和发展观问题相关的学问，因此，“爱智慧”的哲学本身就内含着为人类发展寻找方向和道路、为解决人类发展本身的困惑提供方法和工具的意义。当然，在人类思想史上，把哲学世界观明确归为方法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例如，康德认为，哲学最终是方法，世界观本质就是认识，因此，他一点也不介意关于他的哲学性质归属于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①;黑格尔则更明确地说:“哲学是认识，也只有通过认识，人……原始的使命才会实现”;“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惟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②由此，他不仅把“绝对精神”作为世界存在之本原而且作为理解人类存在的方法。

3.马克思恩格斯也把哲学世界观归结为方法。早在1844年10月，恩格斯就对马克思说:“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③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概括后意味深长地说:“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33，34同年，恩格斯说得更明确:马克思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38“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1］42“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43

4.当代思想家与哲学家都肯定世界观具有方法的功能。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把科学世界观当作研究和构建经济学科学方法的经典样板。1895年3月，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742，743当代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都赞同恩格斯的这个观点，例如美国思想史学家罗兰•斯特龙伯格④在总结近500年西方现代思想发展脉络后发现:“在思想史上……连续性比我们相像的要多”，“如何在思想与行动、文学与实践两个领域之间建立‘统一的联系’”是“一些公认代表人类思想成就顶峰的思想家，即达尔文、爱因斯坦、马克思、尼采之类的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卡尔•马克思试图用‘实践’来进行综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马克斯•韦伯则也认为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利益和理想利益，但他马上补充说，由思想所创造的世界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利益火车头所推动的行动轨道。［3］

二、问题的核心: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以人类中大多数人利益为本的世界观

1.基于人类大多数人的视角看世界的新认识论。马克思以前的世界观是少数人即神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精神活动的哲学体系，在其世界观的视域中，人民大众是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不可能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马克思的世界观则是深植于十九世纪欧洲人民大众社会实践和社会革命土壤之中的。撇开这点不说，仅从哲学继承与哲学批判的视角看，它首先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批判。这种批判性表现在它第一次明确指出:“只有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之后”［4］118，才有可能把现实世界当作“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5］58、充满“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5］58的“能动的”［5］58世界，才有可能彻底从“人的高度”［5］9即“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9的视角去看世界，才有可能不“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5］93，也才有可能不把现实世界理解为“某种开天辟地就直接存在、始终如一的东西”。［5］76在这里，唯物史观强调的是:离开“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就没有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没有哲学基本问题存在的前提。［5］9由此，唯物史观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以及如何看待哲学本身的问题，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开辟了新的认识视角、规定了新的任务、建立了新的思维框架。

2.以人类存在(内含意识)根源于自然存在(物质世界)为特色的新唯物主义。按照恩格斯的解释，“唯物”或“唯心”这两个概念，只是在阐释“世界本原”时才有意义，“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混乱”。［2］224，225基于这种理解，唯物史观把人类连同以它为载体的意识一起放回到“思辨终止的地方”［5］73即“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5］77;于是发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45，“人靠自然界生活”［5］45，“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资料)和工具”［5］45，还“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5］45;人的精神存在(或思维存在)决定于人的物质存在(或人身存在)，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社会存在。由此，唯物史观就把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连同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都置放到“现实生活面前”即“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生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5］73，为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意识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生活资料与法哲学、“人民革命与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方法。［5］73由此，我们看到，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世界总图景”是由作为世界本原的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人的世界”即社会，以及作为人的世界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即精神世界构成的“统一世界”或“整个世界”。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5］61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⑤。在这里，需要注意恩格斯的强调:即“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228新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2］481;“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2］228

3.以“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9即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为特质的新人本观。［5］60马克思的新人本观是区别于他以前的旧人本观，尤其是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观的。这个新人本观本原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一命题，因此，它不仅是马克思的新认识论和新唯物主义的立论基础，而且是它们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所有与人相关的问题，例如人性、人权、人道、人文、人格等问题的理论基础，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础。⑥需要指出，这部分内容既是马克思从1843年到1845年期间集中精力解决的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批判杜林、评价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为契机，反复夯实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分内容在我国并未得到深入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必须恢复马克思人本观或人本主义的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地位。⑦

基于新认识论和新唯物主义的立场，求索“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问题，首先就会发现:人类是源于自然且离不开自然的具有活动⑧性质的生命有机体，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则是“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分开来”的特性［5］46，例如“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5］46;同时会发现，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生产生活的活动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活动关系”中进行，或者说人的生命活动以及生产生活的活动必须借助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活动方式”才能进行。上述两个发现特别是第二个发现即人特有的活动方式表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60所以，马克思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5］80;在这里，“关系”绝对是人所特有的，因为“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5］81因此，从新唯物主义观点看，“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7］379

“人本”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表明人类是最本原、最原初、并具有历史意义的生产力。这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并且它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5］80，81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回答“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问题，那么答案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基于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5］67以及“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5］49。因此，人的本质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是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不是“宗教人”、“自然人”，而且也不是“共同人”、“一般人”;人是“人与人的人”、“社会人”，后面还会看到人是“历史人”、“特殊人”。

在新人本观框架中，人的自然特性与社会本质得到历史的延伸。如果把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其他有机体生命活动的自然特性或自然本性，自然会得出劳动过程始终是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生活、发展必须进行的物质能量的新陈代谢活动，它是社会生产过程内在的自然属性因而具有客观性;［7］9与此同时，把劳动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即社会关系的总和，理解为人的活动得以现实性进行的不可或缺的“根本”，亦即人的生命体得以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本身”，是人的生存条件区别于动物生存条件的社会本质，由此得出人的劳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现实性进行除自然约束条件之外的社会约束条件问题。在这里，所谓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本的独特性质，而人类区别于动物(自然存在)的正是他们独特的社会本性。因此，新人本观，不仅为深刻理解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问题拓宽了视野，而且为深刻理解什么是社会、社会性、社会主义、异化劳动与资本、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等问题奠定了基础。

4.以人的有意识活动为内容，以人的活动关系为组织或环境的新社会观。什么是社会?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1从人本社会的角度看，社会是人的劳动过滤过的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生活、发展的环境，是一切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活动方式构成的有结构、有层次的关系体系，即一个充满人的生命力的集合体或有机体。构成社会最原初的构成要素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即消费、物质生产、人口的生产(繁衍);语言活动，即意识活动的表现形式;自然环境及自然条件⑨。在这里:人的活动即劳动本身，是本能的、主体的、能动的、选择性的因素;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社会的、联系的、结合的因素，作为意识活动的表现形式，它和意识一样一开始就是人与人共同活动的产物［5］81;自然条件，是本原的、环境的、受动的、对象性的要素，是劳动对象。

社会与人具有相同本原和相同本质:即它们都本原于自然，在本质上都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稍有不同的是:前者是关系体系(组织或网络)，后者是关系主体(要素或节点)。因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56;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5］59:即社会变革实践的内容“一个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个方面是人改造人”［5］88;前者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8］603，后者为前者提供条件。社会具有自然与人文的二重性，这和人一样是由其自然的本原和与非自然的本质决定的;这种二重属性，不仅决定了劳动具有二重性，而且决定了劳动过程、生产过程、经济过程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范畴的二重性和复杂性;实际上，说社会具有人性，与说人具有社会性，是一回事。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形成与人的形成同时同步都经历了一个“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从自然界走来的原始猿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或者说正在形成中的“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2］376;这些以“个体存活”为前提的“原始人群”(原始社会)，为了维持个体生存(个体利益—动机)，必须依靠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联系起来的共同活动方式，从自然界(环境—供给)中获取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对象化—共同产出);共同劳动、统一分配、一起消费，以实现群体、或集合体、或共同体、或全社会的(最原始的社会形式)的共同利益(共同生存)。这就是说，社会形成的机制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5］71。在这里，国家，是从氏族部落中演化而来，“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2］170，是“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2］253，是“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170;“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2］116，但“它刚一产生，对社会就是独立的”［2］253，因此“它越是成为某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2］253，并“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2］253

从较为成熟的社会形态上看，社会实际是一个具有整体结构及其分层子结构的系统。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32这就是说，社会是由三个系统功能不同但却相互作用的复杂要素系统决定的结构。一是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的交互作用耦合而成的物质生产系统的活动方式，即生产方式连同它的社会形式(制度安排)构成的具有复合系统功能——既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也作为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全部”的经济结构，是支撑整个社会的现实基础。二是政治上层建筑，是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以“法的关系”、“国家的形式”等不同的政治体制(国体、政体)为政治活动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政治功能，但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保驾护航”的政治结构，是以国体(制度)政体(体制)为核心的权力体系。三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与社会存在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但具有能动性——或以“俯瞰”或以“穿越时空”——的方式反映或表现社会存在状况的社会意识体系，虽然其个体形态尤其各异，但却是始终具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区分的社会精神结构;由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5］98，因此，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或具有引领或设计制度安排的理论体系可称作精神上层建筑。

5.唯物史观是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根本动力的新发展观。瑏瑠如何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马克思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5］66然而，新人本观告诉我们，“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67，“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者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5］79;“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5］78，79;因此，“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新社会观则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一定方式”便是与人类生存、生活、发展相关的各种关系的载体即社会生产方式。当然，由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同一性和同步性，人类史与社会史密不可分。因此，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和水平，则表现为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经济基础及其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形式及其精神文化的历史形态。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决定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在马克思历史观的框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32，即“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6］705包括其经济结构的变迁制约着整体结构即政治结构和精神结构的变迁这个过程表现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32这就是说，社会结构变迁或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根据是“物质生活的矛盾”，而推动其演进的动力则应该“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32例如，《资本论》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及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的最好解释。

经济的社会结构历史变迁中的不同形态与作为划分标志的生产方式［9］52。从人本身的发展状态来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从人的活动方式即社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33这是因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是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0］。

特别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第一，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和国民经济形态。前者是用相对长的时间尺度(大尺度)对社会发展历史总进程中的经济形态进行的划分，它表明的是以经济制度革命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变迁。后者是用相对短的时间尺度(小尺度)对既定的历史框架中经济形态的划分，它表明的是一定经济制度内部国民经济结构的运行与调整的状况。两种经济形态的区分，对认识当代中国即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依然具有指导意义。第二，本质上是“社会人”的人，一旦进入历史进程就立即成为具有一定历史因素的社会人即“历史人”;历史人是在历史总进程特殊阶段中扮演一定历史角色的人;例如，在封建行会组织中的师傅、帮工、学徒，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资本家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的一般性，让位于阶级的特殊性和个体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像人类从来就没有过“自然人”一样，人类也从来就没有“一般人”或“共同人”。

三、问题的结论:唯物史观是前所未有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

(一)唯物史观本质上是马克思世界观。从形式上看，唯物史观可以被理解为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从内容上看，它却是马克思新世界观体系的标准形态，即具有批判性、革命性、科学性、创新性独特品质的，包括新认识论、新唯物主义、新人本观、新社会观，新发展观在内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体系。这是因为，它不仅第一次发现:(1)人类连同其有意识的活动以及语言和社会形式均本原于自然界的演化过程;(2)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出发点;(3)由此确立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及其新的人本社会观、社会发展观并批判地扬弃了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旧人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4)“历史”、“自然科学”、“辩证法”因素本来就内生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全部社会实践活动之中;(5)因而还“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6］222－242;(6)由此便创建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世界观体系并用以取代了任何形式的哲学。对此，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看来，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6］364

(二)唯物史观是科学方法论。马克思说:“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11］他还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22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版序言中说:“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6］691，692他还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6］349“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期，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6］347－349

(三)唯物史观是科学的超历史的历史哲学。1877年10月－11月，马克思在针对俄国人走什么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6］341，342

还需要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把精力主要放到古代社会、俄国公社、亚细亚等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中去了。他这样作固然是为写作《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地租和各种历史形态的土地所有制提供更充实的历史资料，但更重要的是自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杜林向马克思主义发动全面进攻之后，马克思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从“自然”与“历史”两个视角的实证研究中再去夯实唯物史观成文史之前的基础即史前史，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恩格斯也是一样，他除了写作《反杜林论》这部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体系的所有内容的扛鼎之作之外，还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其目的都是为了在自然史与人类史、社会史与人文思想史的相互作用中阐释以人类为本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这是因为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中，没有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历史观就没有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注释

①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版。康德(诞生于1724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人(终结于费尔巴哈)。康德的批判哲学把世界分为主体和客体，本体和现象。康德认为:精神或智力是有创造力的，理性是先验的;人如果没有内在精神结构，科学中的“坚实性”感性资料就是一对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令人绝望。他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特殊知识，适合于生活的实用方面;是关于表象的知识，而不是本质的知识;属于现象学，不属于本体论;它涉及事物的性能而没有涉及“物自体”。康德的“批判哲学”不在意对他的哲学进行是“唯物”或是“唯心”或是“二元”的形而上学的争论，而只是致力于分析人的认识方式，或只在意把哲学当作认识方法。

②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版。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如果说康德批判哲学中的世界是“二元的”，那么，黑格尔哲学中的世界绝对是“一元的”，即是一个由绝对精神外化出来的包罗万象的整体。由此，“整体论”是黑格尔哲学方法论的特征。

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版，第1页。为此，那时只有22岁的恩格斯甚至打算写作一部英国社会史。从1845年5月14日和7月7日他给马克思的信中都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致力于写这部书。到1847年底，他还没有放弃这个计划。但是，由于许多原因，他最终没有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④罗兰•斯特龙伯格生于1916年逝世于2004年，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南伊利诺大学和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大学任教。他所著《西方现代思想史》以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毫无装腔作势的文字表述、坦然平实的哲理分析，简约而生动地勾勒出500年来西方思想的全景画卷，使人由衷感到他是一个教授。笔者作为读者，可以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但绝不可以也不可能不尊重这位令人敬仰的学者。

⑤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出自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182节附录)。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的使用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644页，注释5。

⑥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说:“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因为“1847年，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恰恰相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56－257页。

⑦虽然可以把1843年以后的每篇文章都可以看作马克思新人本主义的理论来源，但是笔者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五篇却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⑧“活动”即活着的有机体的运动，是有机体的生命能量的代谢方式。活动一旦“对象化”就会转化或创造一种“新物质”亦即创造地球生物圈的“活物质”。活物质，是以有机体的重量、化学成分、能量、空间特征等方式表现出来的－－地球上无数单个生命有机体的协同作用总和。人类生命活动的特点是有意识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劳动”。劳动是“人”作为生物体的“能量释放过程”，因此被“生物圈”理论发明者B．И．维尔纳茨基称为“活物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能足以造成地球地质变化的生物力量。参见:［苏联］维尔纳茨基《活物质》中文版，余谋昌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⑨马克思说:“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67页，注释2)。

⑩在笔者看来，“生产方式”是唯物史观中具有最为独特的理论功能。这种独特的理论功能既表现在人类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连续性”中，又表现在“连续性的中断”即“跨越性”之中。由于生产方式还是《资本论》中的最基本的范畴体系，即承载“资本”及其“复杂关系”的范畴体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参见［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2页，中文版序、导论1、3、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1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54.

《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