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工艺学堂：张之洞工业教育的典范

湖北工艺学堂：张之洞工业教育的典范

武汉科技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张继才 

    清末，被誉为通晓学务之第一人者，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他一手创建工业学校多所，最为典型者，莫过于本校前身——湖北工艺学堂。 

  “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晚清以来，时人多以为，西方富强之道，在于“以商立国”，张之洞则不大以为然：“此皮毛之论也”。其见解显然更有洞察力：“工为体，商为用”，强国富民之基础是工业，工业之基础是工学，工学之基础则是工学教育。

    湖北近代工业建设最有声色，汉阳炼铁厂、钢轨厂、铸铁厂、水泥厂等重工业企业，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火柴厂、造纸厂等轻工业企业形成工业体系。但人才奇缺，只得聘用洋员。依赖他人终非长久之计，治本之策，便是兴办工业教育。

    最初，张之洞开设工学课程。1887年，张之洞奏请设立广东水师学堂，开设矿学、化学、电学等课程。1891年，张之洞下令湖北铁政局开设算学、方言、商务学堂，规定各学堂须兼习化学、矿学。

    后来，张之洞开设工学专业。1893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建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可惜，师资、教材缺乏，仅开办了方言专业。此后，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改制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等书院，开设了天文、格致、制造等工学专业。

    当然，最完善者，当属工业学校。1898年，湖北工艺学堂便应运而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是一种文化观，集大成者是张之洞，1898年出版的《劝学篇》，他有系统之阐述，学堂办学思想与之一脉相承。在开学告示中，其西学取向相当鲜明：“本部堂、院蒿目时艰，凡有当务之学，莫不亟图倡导。”当务之学就是西学。当然，中学是安身立命之本：“照得本部堂创设工艺学堂招选学生，讲求算学、化学、机器制造等学，然无论何项学艺，总以中学为根底。中学以讲明四书大义，尤为切要。”可见，湖北工艺学堂的创建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化。

    学堂课程设置和师资配置贯彻了这一思想。课程以实学为主，且要求学生“各项工艺，必须亲手操作。”中学也须学习：“第一年认字、写字、读圣谕广训、曾文正公家书之类，记帐  。第二年读孝经四书兼讲解，学写家信。第三年读史鉴节要……”。总之，学生中西兼学。学堂教习的备配如下：算学教习2人，绘图教习1人、格致教习1人、化学教习1人、教操弁1人，另有华文教习4人。华文教习之职责：传授经史文学，管束学生言行。

    在湖北工艺学堂办学的具体实践中，在“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两者的天平上，张之洞更倾向于后者：一是课程设置以西学为主，中学占比很小，且排在非重要时段即晚上。二是对教学和考试中出现的科举制度的痕迹坚决纠正，对相关人员严厉呵斥。张之洞明察秋毫，发现湖北工艺学堂试卷中竟有“时文”题目和“截搭题”题型，勃然大怒：“兹本部堂查阅工艺局月课卷，竟有时文题目，已属可骇，甚至有截搭题，尤为大谬。至局中定章所教功课，如机器、格致等学并未出题，殊不可解。其算学题并不评定优劣，亦属不合。是该局于创设此局之意，全然不知。嗣后应由教习分门拟题，呈候本部堂亲自核定酌出，所有各学生课卷并候委员评阅发榜，不准再课时文，以收时效。”态度之鲜明，语言之激烈，在其公文中实属罕见。中学与西学，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可以说，张之洞“中体西用”既是一种文化观，更是一种应对封建顽固派的策略。

   “既明其理，复达其用”

    对工学教育的定位，长久以来，张之洞的设想是，培养工师和匠首两类人才。1902年，湖北工艺学堂终于首次实现了他的愿景：招收学生60名、学徒30名，前者培养工程师，后者锻造技术工人。

    湖北工艺学堂办学特色非常鲜明。

    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培养应用型人才。草创之初，培养匠首，即便是1904年，改名为湖北高等工艺学堂，其层次相当于大学预科，但应用型色彩仍然极为鲜明：“今改为工艺高等学校，所课理化、机器制造、染织、建筑等学颇有发达。”1907年，搬迁至昙华林，易名为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开设理化、机械制造、染织、建筑各科，前二年为预科，后二年为正科。学额60名，另招学徒30名。不论是工程师，还是技术工人，都是应用型人才。

    在学生知识结构上，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在课程安排上，理论知识学习与生产实践的时间各半：“学生每日工作四点钟，读格致、化学、算绘诸书四点钟，晚间仍须读中国书。”所谓工作，就是在匠首的指导下，学习工艺技术。从对学生的要求看，张之洞注重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各项工艺，必须亲手操作，方能切实通晓。各生均须听各门匠首、教习教导指挥，实力操作，不准袖手旁观。”这样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的构建显然是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据1905年第11期《东方杂志》报道，学校生产的织布机、剪草机、扎花机等新式机器和枪弹皮盒等11种产品“特廉价发售，以导民生计”。同年7月17日上海《申报》的报道更为详细，包括各种产品的规格、性能与价格。这些产品都是学生亲手制造。1912年，学生田飞凤发明飞行车，其构造与飞艇相似，功能与飞艇相同，但造价却较低，受到湖北民政长嘉奖，其新闻见之于《申报》。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非《申报》莫属。

    在办学视野上，追踪当时先进科技。一是走出去，派遣学生出国留学。1899年，张之洞第二次派遣湖北学生80人留学日本，其中有工艺局的学生10人，出国的任务是学习制造枪炮厂所需皮带、皮盒各件革料之法。1900年，第三批留学生赴日，湖北工艺学堂学生刘修鉴获得机会，与之同行的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革命家黄兴。1903年，日本大阪举办劝业博览会，湖北工艺学堂奉命选派学生赴日考察工艺。二是请进来，延聘外籍专家任教。湖北工艺学堂创建时，就聘用东洋教习2人，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学校一直都聘用日本教习。而在学校任教的其它本国教师大多具有留日背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四光就是留日归来任教者。

    张之洞主导的工学教育意义相当重大。首先是湖北工业教育发展起来。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在宣统元年、二年，毕业生分别为103、42人，“此堂规模颇大，计有教职员36人。”工科性学校还有湖北铁路学堂、两湖矿业学堂、阳夏中等农工学堂、荆州驻防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大冶县立初等工业学堂、夏口厅高等小学堂之附设初等工业学堂、钟祥县初等工业预科等。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有了人才支撑，而且楚才已然遍及全国。其次，湖北工业教育的兴办，起到开风气的作用，视工艺为“奇技淫巧”的风气逐渐烟消云散，工业救国的氛围氤氲浸淫，民国时期蔚然成风，学校成为青年心仪之地。怀抱工业救国之理想，学子们纷至沓来，以致民国时代，头角峥嵘，璀璨夺目：赵师梅、董锄平、许白昊、聂洪钧、郑位三、徐会之……，群星闪烁。更有甚者，学校师生汲汲于革命，有相当精彩之表演，中华民国竟肇端于此，演绎出“种豆得瓜”的活剧。

湖北工艺学堂首批学生名册

《申报》对学校工厂产品的报道

《申报》对田飞凤发明飞行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