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王伟光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真谛，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概括。毛泽东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全部言行的思想基础、基本遵循和理论指南。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我们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实践经验表明，能否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

实事求是起源甚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实事求是”最早见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在该书卷53《景十三王传》中，班固记载了汉景帝刘启之子河间献王刘德的生平，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据《汉书》记载，刘德酷爱读书，喜好藏书，其“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于是四方学问之士皆不远千里前来献书。与当时另一位喜好藏书的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相比，刘德十分注重对先秦时期儒家古文旧籍的搜集，“《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他还在封地内大力尊崇儒学，广受当时学者好评，“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其中就包括毛苌等知名大儒。毛苌从毛亨学《诗》，是古文诗学传授谱系中的重要学者，后人尊称“小毛公”。此外，刘安还在封地设立儒学博士，传授《毛氏诗》《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在刘安的倡导和搜集整理下，一批因为秦火劫难和秦汉之际战乱而散失亡逸的古籍重现天日，在我国古代典籍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班固对刘德的评价，指的是刘德在整理、编校古籍时所秉承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治学态度，已然带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了。

就“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产生时的原初语境而言，其首先指的是一种扎实认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其中，“实事”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指文献典籍等实证材料。“是”也不具有“规律”“真理”的含义，而是指蕴含在这些文献典籍中的道理，“求是”则是指通过对文献典籍的考证、分析而获取正确的知识和结论。由此可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基因之一的“实事求是”，原本指治学讲究科学方法，富于科学精神，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实事求是”这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源甚早的概念被反复论述和言说，逐渐深化扩展为具有深厚哲学认识论内涵的思想。具体来看，西汉以降，“实事求是”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演进脉络大体上沿着四个层面的线索展开：

一是学术研究层面。作为学术研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实事求是”产生于西汉，大盛于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极为重视并奉行不替的基本原则。乾嘉学者曾对“实事求是”进行了较多论述。钱大昕认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阮元自言：“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近代以降，中国传统学术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与方法准则仍尊奉不改，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推崇。二是修身伦理层面。古代哲人将对待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推广开来，逐步发展出一套为人处世的修身准则与道德伦理。儒家创始人孔子要求弟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并提出以“行”来检验“言”的主张，“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求“善”求“真”，“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等“实事求是”的修身理念成为传统士人不断追求并躬行实践的伦理准则。三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层面。古代学者将“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于观察和了解世界，指出认识世界必须以“格物”为基础。《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朱熹进一步加以解释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将客观、真实地了解和分析事物看作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伴随着程朱理学的传播和官方化，“实事求是”的这一意涵被广泛接受，成为宋明以降中国传统学者认识和分析世界时所秉承的基本方法论。

需要指出的是，“实事求是”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演进脉络中，以上三个层面彼此之间并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呈现为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有机整体。在中华文明的漫长演进过程中，“实事求是”上述三个层面的意涵同步演进、融合发展，其哲学认识论层面的含义逐步衍生并深化。通过“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家将产生之初原本作为治学方法的“实事求是”加以深化和升华，将其上升到哲学认识论层面。与此同时，理学家还对修身准则与道德伦理层面的“实事求是”加以深化，将其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普遍遵行的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通过这番解说与阐释，宋明儒者赋予了“实事求是”中的“是”以规律、法则的意涵，这使得宋明理学所追求的“是”，既是作为封建道德伦理修身养性的规律、法则的“是”，也是具有理学核心概念——“理”之内涵的“是”。古老的实事求是思想开启了向哲学认识论演化的历程。在宋明理学那里，对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又分为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总体来看，以上三个层面的“实事求是”思想脉络相互融通，共同向着哲学认识论方向的演进发展。

四是哲学认识论层面。中国传统哲学在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以王充、范缜、王安石、张载、王夫之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他们富于求实精神，反对迷信、破除虚妄，坚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世界、探究规律。王夫之主张即事穷理、即物穷理，认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具有了客观事物的含义，“求是”则是指从客观的事实出发求得正确的认识，即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研究中探索规律。

在文明历史的漫长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素来重视的求实务实精神与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赋予了“实事求是”思想传统以深厚的哲学智慧。早在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始祖们就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十分注重求真务实。相传大禹从前人失败的教训中吸取教训，认清了河流运行的规律和洪水发生的根源，改以疏浚的方法治水，终于获得成功。《诗经·大雅》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意思是说世间万物都有其运行的规律和法则。从墨家的“三表法”到名家的“历物诸题”、道家的“道法自然”和法家的“循名而责实”，无不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经过历代学者的诠释，从对客观实际的深刻把握中总结规律、把握规律、遵循规律成为传统中国人为学行事、治国安邦的认识论的共同准则。

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以上四个层面线索互相补充，与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求真务实精神相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知行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知行观的核心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知”与“行”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被反复论及、不断讨论的重要话题。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对何为知、何为行、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等问题进行了观点各异的讨论，大体可分为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和唯心主义知行观，后者又有客观唯心主义知行观和主观唯心主义知行观的区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还是唯心主义知行观，其所论述的“行”尽管各有侧重，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范畴。他们多主张知行合一，强调躬行实践，倡导言行一致，反对知行脱节，重视实干。例如，宋明时代的思想家们围绕知行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但无论是主张“知先行后”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还是提出“知行合一”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以及主张“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们，均重视“行”，强调躬行践履，认为知行之间互相依赖、不可偏废。只不过他们对“行”分别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根本不同的解释。五四运动以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这一固有的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知行观，在马克思主义的滋养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决定精神、实践决定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哲学智慧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改造，吸收其中唯物主义认识论、真理观的合理成分，使之发生了创造性转化。具体说来，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重行务实、重视实践效验的哲学认识论的优秀观点结合起来，加以当代升华，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20世纪20—30年代，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与教训、反对“左”倾、右倾路线错误的过程中，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精粹”的毛泽东逐步创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藉此，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初具雏形。

1937年，毛泽东发表《实践论》，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深刻阐述了知行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强调“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泽东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知行合一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时，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实事求是”进行了创造性的全新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哲学概括。在延安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和整风运动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为统一全党思想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也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成为党的干部教育的根本要求。1945年，毛泽东以“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为党的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四个简单朴实的字包含了深刻而丰富的哲学内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思想，科学总结了中国人民斗争实践基本经验，成为全党始终如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

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把“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实事求是原则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邓小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六大又将党章相关内容进一步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要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进一步深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坚持、丰富、创新和发展，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三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一直十分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同中国的独特国情和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的极具中国智慧、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具有独特的原创性。2020年9月，习近平考察湖南期间，专程前往岳麓书院考察调研，指出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一脉的湖湘文化务实重行理念的肯定，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湖湘贡献的肯定。在漫长的文明演进和历史变迁过程中，湖南人逐步形成了崇实重行、勇于创新的地域文化精神，湖湘文化也由是成为中华文明百花园中一朵鲜艳夺目的瑰宝。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艰难时刻，一批又一批来自湖南的杰出人才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前仆后继，使“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为推动中华民族发展并走向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崇尚实际、注重行动是湖湘学人的学风特点和精神特质，实事求是、务实重行是湖湘学术的哲学精髓。岳麓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也是传承和弘扬湘学“实事求是，务实重行”理念的重要空间。岳麓书院之办学，最早可追溯至唐末五代。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于岳麓山下始建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御书颁赐“岳麓书院”匾额，“岳麓书院”之名自此相沿未改。宋元明清四代，岳麓书院始终弦歌不绝，并逐步发展成为传播和发展湖湘文化的重镇。1914年，宾步程出任湖南公立高等工业学校（后改名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他将学校由长沙河东落星田迁到岳麓书院原址，并亲书“实事求是”匾额悬于讲堂，以此为校训，激励学生立足客观实际，矢志追求真理，踏实做人做事。从此，在岳麓书院这一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学术空间中，“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求实精神和治学方法进一步深刻地融入了湖湘文化。

从湖南走出的毛泽东深受湖湘文化崇实重行理念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概念之一的“实事求是”思想进行改造，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诠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阶段，伴随着实践的丰富与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发表关于实事求是的重要讲话，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追溯“实事求是”思想发展的悠久历程，可以说，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从古老的岳麓书院走来，从深厚的湖湘文化中走来，从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走来，从中国人民伟大的斗争实践中走来，从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中走来，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作者简介：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学部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

来源：《求索》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