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曾宪奎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要更加准确地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要求，就要紧扣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要求，既不能盲目照搬西方一些经济学派开出的药方，又要注重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党中央针对我国经济当前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1.我国正处于消费加速升级的时期，而供给体系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供给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日益显著。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8000美元。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消费升级趋势将加速。近几年来，旅游购物、海外代购在我国迅速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国内的供给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而造成供给体系无法适应消费升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供给体系依然处于强调低成本、大数量、低差异化的规模化工业化生产阶段，而尚未进入强调差异化生产、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柔性化生产阶段。要实现这一转变，就需要整个经济体系实现转型，即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强调创新的集约型方式转变。

2.需求侧管理手段边际效应递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日趋完善，我国通过需求侧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不断提升。应该说，这些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我国的调控措施有着紧密联系。但是，随着需求侧调控措施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这些政策的边际刺激效果正迅速降低，而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却不断显现。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较多地依赖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建设，但随着相关领域投资数额的激增，继续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正逐渐变差，政策短期可操作空间也逐步变小，特别是在最终消费率提升较慢的情况下，过度依赖投资会对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一定的阻碍。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完成投资超过12.5万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1.6倍。应该说，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但是如果长期持续地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则早晚会使基础设施的投资超出合理限度，进而带来各种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一次性进行过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会压缩未来相关投资空间，影响未来经济调控政策。

3.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动力将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主线则变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如何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尽快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实质便是，通过优化组合各个生产要素，不断挖掘生产要素的潜力，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的是综合供给效率的提升，这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

4.我国在供给侧积累了诸多矛盾，严重影响了我国供给综合效率的提升。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应该说，适度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一个常见的结果，因为经济发展存在波动，企业都会预留一部分产能应对经济进入繁荣阶段的需求增加。然而，我国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部分领域投资过多，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特别是在煤炭、钢铁等一些行业领域。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库存问题，其实质都是占用了大量的资源，造成无效或者低效率供给，影响了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采取相关措施予以治理。

另一方面，与企业生产相配套的金融体系和政策、相关的产业政策存在一系列不足，影响了企业供给效率的提升。例如，在税收方面，企业税收负担普遍较重，在实体经济发展环境较为不利的情况下，影响了企业提升供给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解决好这些突出的问题，从而提高供给综合效率。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经济转型升级为导向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征，有两个紧迫任务需要完成，即稳定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稳定经济增长，主要是阻止GDP增长率持续下滑的现象，实现“十三五”期间每年GDP增长6.5%左右的目标。由于我国目前人均GDP尚不足8000美元，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依然较大，同时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决定了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东方不亮西方亮”效应，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难度不大。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由于很难在短期内看到相应的政策效果，并且在以往需求侧管理措施的实际操作中这一目标也常常被忽略。因此，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应以经济转型升级为导向。

1.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经济转型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劳动力数量开始出现下降、各项资源能源限制不断增强、环境约束日趋强化，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支撑因素正不断弱化，传统的发展路径已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强调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对我国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而无论是经济结构优化，还是发展动力转换，都需要提高创新特别是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来实现。当前，尽管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自主技术创新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整体技术落后、关键技术领域尚未取得突破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依然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以创新为关键要素的企业核心竞争力，逐渐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层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2.“三去一降一补”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主要是针对我国在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综合性解决措施。其中，一部分属于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累积的突出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和房地产库存问题。事实上，产能过剩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以前的调控政策中，也曾经出台过淘汰落后产能等一些措施，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整体来看，相关的政策措施并没有真正解决过剩产能问题，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状况反而持续恶化。而另外一部分则属于对企业生产销售行为有重要影响的措施，如降成本和补短板。降成本的背景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导致部分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较困难的经营困境。毫无疑问，降成本将有利于缓解企业经营的困境，促进供给效率的提升。而补短板所包括的内容比较丰富，其中就包括支持企业技术和设备改造、加快技术、产品的创新等内容。可以看出，“三去一降一补”已经将转型升级及促进技术创新的相关内容包含其中。

从政策实施的角度看，先解决迫在眉睫的突出问题，然后逐步深化改革的相关举措，不断提升改革的效果，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有望长期持续，与需求侧管理一并构成完善的调控体系，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因此，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遵循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将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目标。

3.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是与不断升级的需求相匹配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档次的不断提升是一个普遍规律。具体来说，从注重消费的数量、满足基本功能式需要的需求将向个性化、独特化、多样化的需求转变，相应地要求企业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向柔性化生产转变。这一转变就需要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一方面，产品品质的提升，需要企业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当前阶段，我国很多产品的品质不高，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只是追求以低成本为核心的竞争战略，较低的利润迫使企业不断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结果往往降低了产品质量和相关服务水平，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另一方面，独特化、个性化的需求满足，依赖于企业生产技术及组织方面的创新。要彻底实现个性化生产，并将其成本降低到合理限度，就需要依赖于企业广泛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相关技术。例如，引起广泛关注的德国工业4.0，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组工业生产体系，通过利用最新的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机器人技术，实现个性化生产。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其实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要求。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由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向注重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协调，发展动力也由强调要素投入转向强调技术创新的带动力，而这一系列转变背后，需要更科学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支撑。例如，要提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但需要完善的创新体系作为基础，还需要理想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精准的调控能力作为支撑。其中，理想的环境主要包括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与适度的创新支持，前者其实就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才真正有动力一心一意进行技术创新，否则其精力很可能会用于获取垄断地位；而后者则强调，要适度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以尽快实现技术创新方面的赶超。而精准调控能力则体现在制定与实行技术创新相关政策时，必须提升调控的精准性，尽量减少相关政策的负面效应。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也应注重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一方面，我们要坚决避免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政策。供给学派极端排斥政府的调控作用，只强调市场调控作用的发挥以及对之前政府“扭曲”市场行为的纠正。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在注重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发挥政府的作用。以产能过剩为例，有的学者就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下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没有必要由政府采取手段进行处理；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产能过剩并非是市场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或多或少与政府调控有关，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有政府的介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其他任务来看，均在不同程度上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

另一方面，要注重吸取需求侧管理手段的教训，在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将一些复杂的、深层次问题予以解决。在过去的需求侧管理上，我们过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调控作用，而对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对重视不够。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们应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尽量结合市场机制去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取得最佳效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系列重要论述研究”[14ZDA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红旗文稿》2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