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现实启示（1949—1957）

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现实启示（1949—1957）

季春芳李正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边探索、边总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革命建设发展的理念、思想、战略，即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站在时代发展的新起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一国家治理成效卓著的时期为对象，回顾和研究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对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现实启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治国理政既要以历史经验为参照指导现实，又要以现实需要为基点总结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毛泽东以其深邃的历史思维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力，秉承强烈的问题意识，总结历史，服务现实，合理地将历史和现实结合了起来，为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大智慧树立了光辉典范。

（一）以历史经验为参照指导现实人类历史蕴藏着绚烂多彩的珍贵财富。

学识渊博、阅历丰富的毛泽东，不断总结国内、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其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理论积淀。

1.毛泽东高度重视对于正面历史经验的总结。作为中华民族的薪火传人，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伟大作用与深远影响，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视野出发，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p.534)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毛泽东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的宝贵经验。在新中国“一化三改造”过程中，针对一些人片面以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毛泽东以手工业改造为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这一指示将新中国手工业发展水平与中国民间艺人代代相传的珍贵经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抓紧时间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倡议，体现出了毛泽东对大国工匠精神的高度重视。对于新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音乐工作，毛泽东也表示：“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上述论断显示出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爱护和推崇。对于党的革命经验，毛泽东亦十分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建构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由此可见，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和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做出的慎重选择。此后，为总结过往、谋划未来，毛泽东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积淀与反思，锤炼了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党的执政水平。此外，毛泽东还十分注重对于国际历史经验的总结。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新中国积极着手实施“一五”计划。“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事实也证明，苏联的有益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对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亦客观认识到“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因此，“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2](p.41)这种包容开放的战略视野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依据。

2.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于反面历史教训的反思。

毛泽东对待反面历史教训的态度十分理性。他认为：“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以上言论显示出了毛泽东对待反面历史教训的警醒态度和宽阔胸襟。毛泽东常纵览历史、反观现实。对于辛亥革命，毛泽东曾多次肯定其积极意义，但也客观剖析了其不足之处。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评价辛亥革命时谈到：“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毛泽东指出了向袁世凯妥协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告诫大家要坚决捍卫革命成果，决不能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无原则让步。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犯过的错误，毛泽东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在长征问题上，毛泽东于1954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政治军事路线也进行了反思，并以此提醒大家要及时进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错误，以保证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毛泽东同样重视国际上的反面教训。对于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客观指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下了“性质严重的错误”，并吸取苏联的深刻教训，严肃指出要实事求是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认真对待并尽力避免犯苏联所犯的错误，尽可能规避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弯路。

（二）以现实需要为基点总结历史着眼当下是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价值旨归。毛泽东立足于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客观需要，有的放矢地从历史中寻求治国理政的有益启发，从而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智慧来源。

1.寻求政治稳定。

寻求政治稳定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国际还存在着多种影响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在国内，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负隅顽抗、土匪特务的大量存在、封建势力的顽固抵制等都是党面临的现实难题；在国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极为仇视，其采取的敌对政策给新中国造成了极大困扰。面对上述客观问题，毛泽东积极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以历史观照现实。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上再次谈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其中包括：“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剖析，毛泽东论证了新中国开展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性。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状况，为此，毛泽东通过分析上述国家的建设发展道路，及时指出，正是因为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严格遵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才出现了诸如波匈事件这些动乱，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毛泽东从事实经验中逻辑推理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性，为新时代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的安定团结提供了重要参考。

2.谋求经济发展。

谋求经济发展，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间，中华大地战火纷飞，灾难连连。在西方国家搭乘科技革命快车加速发展之际，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却因长期战乱和体制落后而遭到严重阻滞。在农村，残存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利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城市，通货膨胀、财经不统一等问题的存在，又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基于此，毛泽东多方寻求促进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尤其是学习当时正处于发展态势的苏联的经验。1949年底至1950年初访苏期间，毛泽东通过走访城市、参观工厂、观察机器等形式，留心考察了苏联经济建设的状况。回国后，毛泽东在介绍苏联较为先进的发展情况时，还特意强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毛泽东围绕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来总结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体现了其着眼当下的问题意识。其后，毛泽东又“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改造，成效显著。1955年底，毛泽东在感慨新中国治国理政成就时指出：“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4](pp.454-455)毛泽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切实关注民生的思想，为新时代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大力实施精准扶贫提供了历史参照。

3.促进文化繁荣。

促进文化繁荣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受长期政局动荡和经济凋敝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的文化事业相当落后。一方面，旧社会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影响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反动文化，亦对新中国文化建设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如何辩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外文化，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从而为新中国建设发展提供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是新中国治国理政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始终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科学态度。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将历史文化与现实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对新中国治国理政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国外文化，毛泽东在1953年2月7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闭幕会上，以中国古代史上唐三藏去西域取经和近代史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为例，充分论证了学习国外科学文化的合理性，指出：“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通过分析历史经验来探求现实问题的解决路径，是毛泽东治国理政大智慧的重要体现，也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治国理政既要在理论的指导下推动实践发展，又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找准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重要原则。这一重要原则在指导人民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又指导新中国治国理政取得了伟大成就，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迪。

（一）在理论的指导下推动实践发展

1.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科学的理论对于实践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高度重视理论的能动作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消除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影响，使实践真正处于正确理论的指导之下。据毛泽东本人陈述，他在1920年夏就已经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治国理政。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就如何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坚定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充满信心。但同时，毛泽东亦十分强调反对错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侵蚀。1956年8月24 日，在同新中国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因教条主义而遭受的重大损失，要求大家“必须反对教条主义”。为确保指导理论的正确性，同年9 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更进一步指出了“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因此，必须要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切实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从而为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

2.始终坚持以正确的理论推动实践的发展。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推动着实践的发展。新中国的治国理政面临着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的诸多挑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推动新中国各项事业顺利向前发展，是新中国开展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努力学习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头七年理论联系实践的归纳总结，也是对之后国家建设发展的规划指导。1956年8月 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2](p.90)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释了思想必须要反映客观实际的必要性，批评了当时我党存在的部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9月15日，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这就将理论联系实践提高到了党的思想原则的高度，为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遵循。毛泽东不仅强调解决中国问题需要理论联系实践，还从世界发展的大局出发，对于向中国学习的世界友人阐释了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会晤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党代表时谈到：“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毛泽东开诚布公地分析各国应理论联系实践、合理把握中国建设经验的举动，彰显了其真诚坦荡的开阔胸襟和大国外交的全球视野，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为我国的治国理政创造更为友好的国际环境。

（二）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永无止境的发展，催促着理论永不停歇的创新。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思辨能力，在以理论推动实践发展的同时，又以实践推进理论升华，为新时代不断发现新规律、持续提炼新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又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严格标准。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认为认识是一个渐进趋近真理的过程，并且具有一定的反复性，因此，通过实践来校对认识是获得真理的重要路径。基于人类认识发展史，毛泽东指出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7](p.29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开始逐渐反思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利弊，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对于以实践检验真理的高度重视，是毛泽东以负责任态度对待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体现。对于理论创新的艰难过程，毛泽东也有充分的预计，他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对理论创新过程的全面认知和理论创新规律的深刻剖析，对于当前不断推进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2.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

实践之路常新，理论之树长青。实践的前进倒逼理论的前行，实践发展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理论创新是实践发展的内在需求。毛泽东对于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思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时，做过“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的批注，反映了他对实践与理论互动关系的认知理解以及对推动理论创新的责任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时指出：“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毛泽东阐释了认识过程的渐进性和曲折性，指出了我们的思想理论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发展进步，这就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重要要求。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部署：“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2](p.281)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时代发展了，理论亦应与时俱进。从新的时代、新的实践中汲取强韧力量，是理论创新展现旺盛生命力的不竭动力。

三、“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治国理政既要厚植党的群众基础，又要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血肉联系。人民是党的执政根基，党是人民的领导核心。作为党的伟大领袖，作为人民的普通子女，毛泽东很好地将党和人民结合了起来，取得了治国理政的伟大成就，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一）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根基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毛泽东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过程的主体。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历史的进步。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近现代史上每一次变革、运动、战争，都少不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身影。是人民群众开辟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坎坷道路，是人民群众推动了中国社会向前的历史车轮。早在党的第一次局部执政实践中，毛泽东就意识到人民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重要性。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就关心群众生活，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谈到：“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要求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人民群众，从而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夺取全国政权。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视野和建立新中国的长远眼光出发，再次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突出了其在打败日本侵略者、组建人民新国家中的伟大作用和历史地位。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中的必然选择。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优秀的为人民服务品质，就已促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的必然选择。1936年底，在中日民族矛盾尖锐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被人民群众选择并信任着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条件。而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带领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

2.人民群众是新中国的建设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据统计，截至1949年底，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194.3亿美元，人均GDP35.7美元，原煤0.32亿吨，原油12万吨，粮食11318万吨，棉花44.4万吨。[10](p.838)经过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新中国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56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029.0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66元， [11](p.904)粮食产量达19274.5万吨，棉花产量达144.5万吨，原煤产量达1.10亿吨，原油产量达116万吨。[11](p.907)1957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1953年到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详细阐述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运输邮电、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等七大方面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了上述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的辛勤努力”。[12](p.867)而这一点，也正是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指出的。对于新中国建设中遇到的剩余劳动力问题，1955年6月11日，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上述言论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为开拓多元路径解决就业、凝聚一切力量建设国家作出了思想指导。对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问题，1955年底，毛泽东在阅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曾做按语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人民群众在新中国建设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

1.人民选择了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人民在历史行进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人民之所以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优秀品质和强大能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翻身做主人。自成立以来，党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历练打磨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成长壮大，威信不断提高增强，具备了成为执政党的一切条件。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坚定宣称：“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1957年3月12日，基于新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毛泽东自信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 [2](p.274) 毛泽东对于党的角色地位的准确定位，强化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同年 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代表时，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泽东对于党在人民群众中核心领导地位的坚持，对于促进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亦对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久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2.党领导人民的目的是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执政为民。我们的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认知，并言道：“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能巩固。”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14](p.547)执政为民是党治国理政的价值旨归，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既要服务好人民群众，又要引导好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应养成“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坚决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紧密地将党和人民团结在了一起。1949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4](p.10)服务于人民，是党治国理政的目标所在。为从根本上保障党服务人民的有效性，毛泽东要求党要正确地引导人民，确保人民群众始终处于历史过程的主体地位。对于人民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党必须虚心听取；对于人民群众中的错误思想，党还须耐心教育。我们党既要服务人民，又要引导人民；人民既要服从于党的领导，又要爱护党员干部。对于党员干部的工作困难，广大人民群众要包容体谅，对于不涉及原则性的错误，不要泼冷水，但一旦发现错误，亦要及时指出并帮助改正。毛泽东在治国理政中把党和人民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其创建的关于党和人民关系的范式为新时代党群关系的处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效启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为历经百年战乱、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的重新崛起，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新时代，深入研究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积极探求其对当前党治国理政的现实启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