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课题组*

【内容提要】重庆的改革实践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髓，又具有鲜明的重庆特征，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其特点在于：立足于本地实际是重庆经验的精髓，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以“唱读讲传”为载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情、区情结合起来，坚持全面准确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在惩治腐败和黑恶势力中实现廉洁发展，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市场经济建设同步推进、协调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重庆模式 红色软实力

作者简介：侯惠勤（1949-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732）；辛向阳（1965-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金民卿（1967-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钟君（1979-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党的十七大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又号召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①]。我们的信心来源于以下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灵机一动，更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给中国带来巨变的道路的成功开拓，从根本上说是走历史必由之路。它不仅是应中国国情之需，而且是顺世界潮流之变，因而具有无限广阔的前景。几年过去了，十七大精神已经转化为全党的自觉行动，中国大地焕发出更加勃勃的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更加璀璨夺目。其中，各区域基于自身特点的开拓创新，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实践活水。在这个方面，重庆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性和典型性。

2010年8月，美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外交政策》足足用了20张图片，对重庆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介绍式报道和高度评价，称重庆是“中国的明日乐园”，“中国扬子江上的芝加哥”，“世界的未来之星”，“全球化城市发展的标杆”。2010年8月25日，美国《连线》杂志发表题为《藏在大雾后的发展速度最快的世界大都市》，认为重庆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未来的城市。2010年9月19日，在“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模式”研讨会上，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汗提出一个观点：“‘重庆发展模式’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凸显民生、关注民生。”这些情况表明，重庆的一系列改革实践模式正受到国内外学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从根本上说，重庆的发展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髓，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又赋予了它鲜明的重庆特征，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重庆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贵探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一、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制高点透视重庆模式

我们已经顺利地跨过了世纪之交，正在向21世纪的纵深走去。20世纪的历史遗产和21世纪的时代挑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谈到20世纪的历史遗产，无论出自何种立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命运总是主打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总是流行色。最为极端的说法有二：一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声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二是金观涛的“社会主义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尽管“任何人对20世纪所产生的影响力都无法与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②]，但西方主流媒体的基调是热衷于在“埋葬共产主义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因而，它们普遍忽略或曲解另一件重大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如果说，它们把“苏东剧变”视为社会主义的显性溃败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被其视为是隐性地放弃社会主义而向西方文明回归。这样，中国的改革在其辞典里就成为无新意的“西化”、“分化”的代名词，而对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误判就始终与其相伴。

与其同时，西方政界和学界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力图避免陷入反共的“歇斯底里”之中，而是较为理性地思考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回答的问题。如布热津斯基提出：“马列主义的政策错误归根到底源于对历史的根本错误的判断和对人性的严重误解。……它没有考虑人对个人自由的基本追求；没有考虑人渴望通过艺术和宗教等方式表现自我；没有考虑在文化普及和宣传媒介具有广泛影响的时代，人们会进而要求政治上的选择权利；没有考虑生产率的提高与发明创造同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愿望的有机联系。这样，共产主义宣称自己是最有创造力和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制度，但事实上却窒息了社会的创造性。”[③]说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根本错误判断，无非想说历史只能自发生成、局部改良，而不可能自觉地创造和自由地发展；说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严重的误解，亦无非想说人的本性不可改变，不是历史改变人性，而是人性支配历史。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远景上加以思考的重大问题，即能否和如何经由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结束人类社会的自发状态，开创其自由自觉发展的崭新历史；能否和如何经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开创社会进步和个人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能否和如何经由共产党的领导逐步超越西方的“投票民主”、形式民主，开创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政治；能否和如何经由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精神追求，开创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空间。

以上问题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既不同于原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新的探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以上问题还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必然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统一的过程，是现在和未来、中国和世界、特殊性和普遍性相互交融的大趋势。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以其独创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中国式”的贡献，而且进行了人类文明趋势的某些前瞻性探索，具有光明的未来。这也是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推崇重庆模式的原因。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创造性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重庆的实践创新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突破和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重要国情，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还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与各地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新发展。在这个方面，重庆作了有益的探索。

1.立足于本地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创新实践，是重庆经验的精髓

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重庆的实际相结合存在着客观基础与现实要求。从面积上讲，重庆有82400平方公里，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面积加起来还只是它的一半，东部沿海的江苏和福建面积和重庆差不多。从人口上讲，重庆有3200万人口，比很多国家的人口都多，如古巴只有1120万人，朝鲜只有2400万人。在这样一个具有众多人口和较大面积的城市，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地化还有现实的特殊要求。重庆有中国任何其他省市区都没有的特点：重庆农村地区面积占全市2/3，农业人口1230万人（比古巴全国人口都多）。在重庆的40个区县中，有国家级贫困县14个。如何统筹城乡发展？这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重大命题。“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用于中国，而且优于其他国家的其他‘主义’，它为全民族带来的整体发展和人均改善都令人信服，其合理性和优越性毋庸置疑。”薄熙来书记的这番话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发展西部，发展重庆。正因为如此，黄奇帆市长在2010年1月23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将重庆这十年变化中最宝贵的改变总结为：“重庆从山沟走出山沟，走向大海，走向世界。”

2.从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切身利益出发，捕捉发展机遇，发掘发展的动力源，是重庆最为重要的经验

“过去干革命，我们党无权无钱，靠搞‘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得到群众支持，取得胜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我们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老百姓盖房子。”薄熙来一语道出了重庆发展的动力根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重中之重是要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解决住房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注的问题。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讲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在有充足房屋的情况下造成工人住房短缺。“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④]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是与消灭剥削和压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能够解决住房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重庆把为老百姓盖房子提升到像革命战争年代搞土地改革的高度加以认识，因而观念到位，政策到位，措施也到位。在贯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重庆结合自身实际发展了民生需求理论，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重庆的财政盘子只相当于北京的57%、天津的55%、上海的46%，但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支出比例达到了近52%，比全国高出20个百分点。对民生的投入给重庆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截至2010年12月底，重庆的地方税费收入增长40%以上，增幅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薄熙来深有体会地说：“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是不矛盾的，不仅不分散经济发展的成果，还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良性互动。”

3.着眼于生活质量和整体生存环境，以老百姓的实际感受为最高评价标准，也是重庆的重要经验

“一个城市在GDP总量和人均GDP比较低的情况下，只要把环境、住房、安全、祥和、精神等方方面面都搞好了，让人民群众有亲切感，有主人感，仍然可能有更高的幸福指数。”薄熙来的这一观点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也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生活是否幸福，不仅仅取决于人均收入、工资水平等物质指标，而是与社会制度、福利水平、精神情操等内容相关联。我们不赞成把贫困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当作讴歌的对象，强调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提高群众的幸福感。重庆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具体体现在“五个重庆”的建设方面。为了让老百姓多吸氧，近两年重庆造林800万亩，可释放1000多万吨氧气。重庆规划投入3000亿元，到2012年实现“半小时主城”、“4小时重庆”、“8小时周边”的交通出行目标。重庆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校警体制，市政府拿出12亿元，派遣5900名校警、6400名保卫干部、5万名保安人员入驻全市1.2万余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形成严密的防控体系。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九次全国群众安全感入户抽样调查，2009年重庆群众安全感指数达到96.62%，居全国第9，直辖市之首。重庆要让群众买得起房，住得舒适，3年内解决50万户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新建城市广场14个，让居民住有所居、乐有所在。

三、重庆解决民生问题的发展模式：在“分好蛋糕中做大蛋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着巨大的变化：1978－1995年的经济增长阶段，1995－2007年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阶段，2007年以来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1978年开始，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增长方式问题越来越突出。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朝着深化体制改革、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时隔12年，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6月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新进展。在这一讲话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论断就变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⑤]2010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强调，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使我国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走越宽。重庆围绕这一目标进行了创造性探索。

1.重庆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始终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调整结合起来

重庆发展模式不仅注重推动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而且注重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特别是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方式等生产关系的调整。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解决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综合民生模式不仅要解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还要解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问题。重庆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有效的实现途径，重庆也是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中获得强大的发展动力的。

2.重庆发展模式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

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于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坚持改革开放，都是非常重要的。重庆模式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又充分发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发展的带动作用。重庆一方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超过45%，在关键领域、关键行业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促使民营经济不断发展，使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促进，形成综合优势。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得到巩固，而且促进了民生的改善。这是重庆今后发展的强大动力所在。从2005年开始，重庆国企率先实现“财政断奶”以来，每年至少向市财政贡献10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政府的“第三财政”。国资预算大大增强了政府蕴财于企、藏富于民的底气。这份底气，也给了重庆实施“民生十条”的信心：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投入3000多亿资金，为老百姓造房子、找票子，解决民生大事。在“民生十条”中，建设公租房、推进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等8大民生项目，由重庆国企主动承担。

3.重庆发展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越性，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同邓垦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⑦]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有什么特点？根本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党派私利。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能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时防范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特殊利益的纠葛，公平对待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它们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这是一种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如何防范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特殊利益的纠葛？重庆经验的主要一点就是打黑肃贪，为公平的市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不打黑，重庆的市场经济就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危险；不打黑，重庆的市场经济就会是无序的和混乱的。2008年11月重庆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只有打黑，才能确保重庆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运行。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是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而不是像西方市场经济那样只为极少数人谋利益。在重庆，通过市场机制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

4.重庆发展模式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是把解决老百姓的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把解决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

这种发展模式显示出其独有的活力和魅力。2009年9月，黄奇帆在参加“世博论坛·宜居重庆建设”论坛时说，“控制不好地价，是政府失职，”政府将着力控制地价在房价中所占的比例，让房价更合理，抑制房价过快增长。基于这种认识，重庆的公租房建设蓬蓬勃勃，一个大规模的公租房建设计划已经启动。从2009年到2012年3年中，全市将一共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50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解决了住房问题，老百姓安居了，就有了创业的积极性。2010年9月6日，重庆首批83名微型企业创业者获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2010年8月至10月，重庆市完成首批3000户微型企业的发展试点工作，并同期开展创业培训工作，市财政部门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对微型企业创业培训进行补贴。从2010年起连续5年，重庆每年将发展2万户微型企业，并对这些微型企业创业人员进行培训，以解决50万人就业。在同样的人均GDP条件下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⑨]

5.重庆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探索一条解决发展起来之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中心课题”的新路子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⑩]2010年12月，重庆市委八次全委会在总结前几年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将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2011年1月，重庆“两会”正式将缩小贫富差距写入“十二五”规划：未来5年，将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区域发展等一系列举措，把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

四、红色软实力：重庆长远发展的精气神

重庆的文化软实力体现在重庆的文化发展突出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理想与现实，把传统与现代，把大众与精英有机结合起来。重庆的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红色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特点就是：洋溢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始终把满足百姓的文化需求与陶冶情操融合为一体，催人奋进；具有强大的转化力量，先进文化、红色文化不但可以照亮人心，把广大民众团结起来，而且可以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使重庆在挑战无处不在的竞争格局中始终能够发现生机、抓住机遇。用薄熙来的话讲：“在世界的竞争中，思想文化优势是更内在、更持久，也更难替代和模仿的竞争优势，没有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文化，社会就会失掉主心骨，就会‘失魂落魄’”。

重庆的文化软实力还体现在有一个好的平台，这就是“唱读讲传”。201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考察重庆时讲：“重庆市委、市政府推出的；‘唱读讲传’活动，找到了一个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好方式，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好载体。”2010年1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期间，观看了“唱读讲传”节目演出，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无论是在重庆主城区还是在三峡库区，“唱读讲传”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深深植根于群众的日常生活，植根于群众的心灵深处，成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由“唱读讲传”而生发的价值观正在变成重庆广大民众建设精神家园的强大动力。

以唱红歌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利于重庆解决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唱红歌，唱出了光荣历史，唱出了浩然正气，唱出了团结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调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又把这一理想归结为生活的逻辑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因而达到了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及其逻辑不是脱离现实的纯粹观念，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它能够把千千万万为创造美好未来奋斗的人们团结在一起。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11]这种信念具有催人奋进和乐观向上的品质，这种理想具有脚踏实地和求真务实的品格。重庆的唱红歌长精神恰恰就是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很好的途径。重庆市委推荐了45首红歌和现代经典歌曲，市民自发组织起来在各种广场、院坝及其他公共场合传唱。到2010年8月底，已有7000万人次参加，这已经成为市民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唱红歌可以激发人们奋发有为的志气，而且能够把广大群众凝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以读经典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利于重庆塑造主流的价值观：读经典，读出了人类历史，读出了民族智慧，读出了理想信念，为处在国内外复杂条件下的我国建设精神家园探索出一条道路。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2010年6月8日发表的《中国还不是超级大国》的文章中讲道：“在当今的中国，金钱就是上帝，人们不再相信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美国依然代表着全世界民众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美国人一直在向世界传达着一种清晰的理念。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更别提影响世界了。”这一判断整体上是片面的、错误的。因为，当代中国在核心价值观上的主流是坚持与创新，而不是迷失和放弃。重庆的探索就代表了这一价值追求的主流。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专家从古今中外的传世之作中挑选精品，编成《读点经典》口袋书。到2010年8月底已经出版20辑，每辑印刷50万册，共计1000万册以上。这不是“肢解经典”，而是发掘经典的精华，是在再创造中普及经典。有外地城市的领导坦言：“《读点经典》荟萃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传世之作，……突出了励志、和谐、民生、为政、修养、勤学、艺术、智慧等主题，这些都能让我们‘以德润身’、‘以智化身’、‘以神塑身’。”这种潜移默化的读经典活动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讲故事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重庆的发展呈现出昂然向上的风貌：讲故事，讲出了感人事迹，讲出了光辉业绩，讲出了英雄楷模。重庆是昂然向上、社会主义意识、现代化风格、山城品质有机融合的城市。这种昂然向上的品质来自于这里的文化沃土：英雄的城市，故事的海洋。重庆有不竭的故事之源：红岩故事、毛泽东重庆谈判故事、大后方抗战故事、合川刘文学故事和钓鱼城故事、铜梁邱少云故事等。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指出：古今中外的故事浓缩了千百年来人类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知识成果，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重庆要通过讲故事活动更好地传播主流价值、丰富群众文化、培育城市精神、提升市民素养，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载体、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成为激励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思想武器。2009年3月31日，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市文联等单位承办的重庆市讲故事活动首场故事会举行。截至2010年7月底，重庆的机关、企业、学校、警营、社区、村社普遍开展了“讲故事”活动，一年左右讲了6万场15个红色故事。例如，2010年7月，重庆市委宣传部、市委老干部局、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讲故事活动办公室主办了“老同志讲故事启动仪式暨首场故事会”，本次活动在各区县选出3－5老同志，组成讲故事小组。故事内容以老同志参加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亲历、亲闻为主，传播党领导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辉煌历程和伟大业绩。

以传箴言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重庆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传箴言，传出了时代真理，传出了创新格言，传出了人生警句。2009年4月28日，重庆1300多万手机用户都转发了一条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发出的“红色短信”：“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薄熙来)”。红色短信意指积极、健康、向上的短信，既包括体现共产党红色精神的“红言”，也指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格言警句和市民自创的符合中华传统美德、社会公德的励志箴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三贴近”高度概括了我党宣传工作实用而灵活的方式，“红段子”同样符合“三贴近”的宏旨，从物质到精神全面地观照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红段子”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随心性、随兴性。兴之所至，拇指一点就是一个作品，它是广大群众生活方式转变的信息素描，也是人民生产实践的生动写照。“红段子”以其独有的快速和真挚在各种突发事件中温暖着人心；在描述家庭生活、抒发亲情、爱情等方面有着多样的色彩；在透视人性光芒方面酣畅淋漓。“红段子”具有很强的人文关怀品格，关注人生的方方面面，甚至教你如何煲汤、如何饮茶、如何绿色生活。

重庆市把“唱读讲传”活动与全市中心工作相融合，紧扣“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建设的主题，唱响“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的主旋律。2010年“五一”和“五四”大型文艺演出，唱的是“五个重庆”建设的歌曲，读的是“五个重庆”建设的经典，讲的是“五个重庆”建设的故事，传的是“五个重庆”建设的箴言。“唱读讲传”活动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营造了良好环境，并直接带动了出版、电信、互联网等产业的发展。据统计，重庆市已累计开展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15.5万场，参与市民超过9088万余人次；开展经典诵读展演活动5.8万多场，参与市民1964万人次；《读点经典》出版24辑，发行量超过1300多万册；举行一定规模故事会9.5万场；全市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7亿多条次。

“唱读讲传”活动，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有效载体。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主流价值形态。集体主义来自于集体生活的体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往往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中，开展千差万别的经济活动，个人活动的范围和几率不断扩大，集体活动的机会相对减少，这给宣传和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唱读讲传”活动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唱读讲传”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特点，就是这些活动大部分是集体活动——集体唱红歌，集体诵读经典，集体听讲故事，集体传播箴言。如此一来，一首红歌、一篇经典、一个故事、一段箴言的作用就把“集体”的力量放大了，社会影响也就倍增了。

五、新世纪新阶段的“三三制”：重庆党建的吉祥三宝

毛泽东在1939年为《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它们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在谈到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时曾说过，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除了法宝和传家宝，我们党还有一宝，就是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毛泽东同志曾生动地指出，我们党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强调，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对改革开放进行阶段性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新的发展方向，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十六大以来，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专门总结和论述“五十五年来的党执政的主要经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更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29年的“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

这“三宝”在重庆得到了有效的坚持与发展。薄熙来曾经讲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眼睛向下，动起来，跑下去，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重庆党的建设在制度的科学化方面有效，而且在思想的信念化方面也很有效。重庆在党的建设科学化方面，始终坚持我们党的法宝、传家宝和宝贵经验，形成了若干个有特色的经验与模式，成为新的“三三制”。重庆的“三三制”建设很有特点。

1.巩固、强化和扩大三大基础

这就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强化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重庆市委始终从巩固工农联盟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加快农村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项事业。2008年11月，重庆市委三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加大农业农村投入、激活农村金融、做实劳务经济、鼓励返乡创业、鼓励农村合作经营、强化农村科技支撑等方面，来保护和发展农民的利益。另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先享受市民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五种福利，然后在3年内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退出农村的宅基地、林权和承包地。这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的利益。重庆市委非常注重党的阶级基础的强化。重庆有200多万的产业工人，还有400多万在沿海和300多万在市内的农民工，这一近1000万的产业大军，是党的最深厚的阶级基础。重庆市委一方面注意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努力实现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对于危害工人利益的行为给予打击；另一方面，各级党委注意对工人阶级进行系统教育和引导，使他们具备自觉的阶级觉悟。重庆市委还注重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从狠抓两新组织党的建设入手，在非公企业中不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越来越多的非公人士向党组织靠拢，增强了对党的认同感，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

2.深入推进“三项制度”建设

2008年下半年，重庆市委发出《重庆市关于建立健全村、社区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三项制度的通知》。“三项制度”实施以来，基层党建工作在工作内容与工作形式上发生了深刻变化。“三项制度”，就是指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制度，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制度和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制度。“每周一次接待群众”是指村、社区党组织的书记每周必须单独安排一次时间和地点接待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和搜集群众反映的问题，每次不少于半天。同时，通过设立“书记信箱”，公开设置意见箱、电子邮箱，开通热线电话等方式，畅通群众反映情况、发表意见的渠道。“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是指，村、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必须到本村和本社区走访群众两次。重点走访困难户、上访户、致富能手、老党员老干部，重点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和问题等。“定期办理反馈”是指规定具体的办理反馈时限，群众的意见建议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内给予办理反馈。村、社区党组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在做好详细登记的基础上，根据职责权限明确责任到位和责任人，限时办理，并将办理情况或办理结果及时反馈给反映人。“三项制度”实施第一年就成效明显。一年多来，全市有7197个村（占80%）、1388个社区（占65%）党组织建立并落实了“三项制度”，党组织书记接访群众172万多人次，党组织班子成员走访群众386万多户，收集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154万余件，帮助解决126万余件，群众对办理事项的满意度达95%。2009年以来更是硕果累累。到2010年8月，共接访群众368万人，走访群众996万户，收集群众反映问题275万件，解决209万件，群众对办理事项满意率达96%。

3.扎实开展“三项活动”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重庆市委于2010年3月正式出台了《关于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的意见》，明确要不断深化“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在制度层面上建立完善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2010年7月，市委书记薄熙来在重庆市创先争优活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重庆要腾飞，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很重要”，“今后5年，重庆是得100分，还是80分、60分，甚或不及格，就看党的建设，看这支队伍的素质。”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三项活动”是重要的载体。第一项活动就是大下访、大走访。20万名干部走访群众92万次，拿出49亿元，解决各类矛盾纠纷11万余件，200多万群众直接受益，群众信访总件次和总人次下降幅度每年都在40%以上。第二项活动就是“三进三同”。“三进”是进基层、进农村、进农户，“三同”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2009年5月到2010年5月，重庆市共有10.1万名党员干部深入8750个村、90万户农民家中参加锻炼，共筹集帮扶资金2.8亿元，解决突出问题29.1万个，直接受益群众430.7万人。第三项活动就是“结穷亲”。2009年12月到2010年6月短短半年间，全市1.3万个机关单位、22万名机关干部职工与近50万户贫困户结为“亲戚”，帮扶财物2.4亿元，送去脱贫致富项目17.6万个，帮助解决具体困难29万个。“三项活动”给老百姓带来了看得到、摸得着的实事、好事、善事，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4.强力推进“三项治理”和“三项行动”

重庆在党建过程中始终坚持宗旨意识，狠抓作风建设，通过转变作风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2010年4月以来，针对公务人员收送“红包”、领导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违规经商办企业这三个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庆在全市范围内集中进行“三项治理”。重庆把“三项治理”作为防治腐败的有力手段，明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原则，坚持惩处和规范相结合，以重点带全面，着力解决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遏制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的势头。截至2011年3月15日，全市公务人员主动上交“红包”7654.26万元，清理超标车6327辆，纠正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等违规违纪问题255件。开展“三项治理”，既“稳准狠”集中查纠突出问题，遏制了歪风邪气蔓延势头；又着眼治本、着眼预防、着眼制度建设，从根本上铲除了腐败滋生的土壤。

2011年3月27日，在“三项治理”的基础上，重庆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以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为主线，以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以解决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基层执法单位违规执法、侵占惠民资金突出问题为重点，集中开展 “三项行动”。

5.建立“三公三意三匹配”选人用人机制

2008年初，重庆市委组织部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实施意见》及《测评办法》。中组部2008年6月以工作通报形式印发了重庆市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制定了具体的工作目标，即力争到2009年底，使群众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之和达到80%以上，至2012年底，达到90%以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重庆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紧紧围绕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相统一，“组织意图、群众意见、个人意愿”相结合，“干部品行、才能、资历与任职岗位”相匹配的工作机制，先后制定出台了19个文件和相关制度。在“三公”方面，将民主推荐结果作为干部提名的重要依据；完善任前公示制度，在原公示范围的基础上，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扩大公示范围。“三意”中的充分体现群众意见，主要是扩大参与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的范围，在《干部任用条例》规定范围的基础上，增加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重要领导岗位人选的民主推荐，民意调查的范围扩大到过去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及服务对象的部分干部群众。2009年3月，重庆进行了首次大规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纳入区县领导班子执政效果考核成绩，而考核成绩作为任免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三匹配”指建立任职岗位适应性评价制度，完善能上能下、人岗相宜的用人机制。2009年新提拔和平级重用的272名市管干部全部实现多人比选，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力度；建立“三维一体”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实施“四百两千”干部交流计划，择优选派81名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区县党政副职,交流市管领导干部156人，市级部门与乡镇互派干部226人。这一系列措施，既激活了干部队伍，又防止了用人的不正之风。在群众满意方面，全市40个区县干部选任公信度已经达到93%，提前3年实现《实施意见》的要求。2009年，在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中，重庆市组织工作、组工干部形象、干部选拔任用、防止和纠正用人不正之风四项指标得分大幅提升，综合排位跃升全国前列。

六、重庆模式的几点启示

重庆模式的启示，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1.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地区区情结合起来

重庆市委市政府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简单的口号，而是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重庆实践的成功源于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的内在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一切从实际出发”都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概括和体现，前者强调的是理论自身的创新发展、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后者强调认识和行为的客观制约性以及对于客观规律的遵从。二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方法论统一于实践中。

重庆模式及其实践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决贯彻中央的各项要求，另一方面，坚持从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等实际出发，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科学发展观用于指导重庆的实践，创造性地进行了“五个重庆”的实践。这一实践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创造性运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重庆的实践创新。

2.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重庆始终坚持全面完整准确科学地贯彻落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坚持“一个中心”的同时，不偏废“两个基本点”。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不偏废四项基本原则。重庆模式在其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定位，努力打造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重庆始终创造性地推进改革开放。

重庆模式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面最可贵的启示就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不偏废。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又充分发挥四项基本原则对发展的保障作用。重庆模式致力于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体现了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重庆模式强力打黑除恶，把打黑与反腐相结合。通过“唱读讲传”预防腐败，通过“三项治理”遏制腐败，通过三项活动和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加强党风建设，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有效地坚持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庆模式创新了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模式，开展“唱读讲传”，打造红色软实力，在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为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对推动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重庆发展模式一方面充分尊重了人民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找到了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从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切身利益出发，捕捉发展机遇，发掘发展的动力源，是重庆最为重要的经验。着眼于生活质量和整体生存环境，以老百姓的实际感受为最高评价标准，是重庆的又一重要经验。

重庆发展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是把解决老百姓的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把解决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的因素。改善民生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就在于从某种意义上，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围绕着消费展开的，而投入民生、用于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劳动技能、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等的消费，促进了人的本质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4.始终坚持在惩治腐败和黑恶势力的过程中实现风清气正的廉洁发展

重庆的黑恶势力一度破坏了社会安定团结，并不断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尤其是向个别政府部门渗透，寻找保护伞。黑恶势力与腐败分子相勾结，前者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后者贪官敛财、化公为私，司法腐败、无视法律，严重阻碍了重庆的科学发展。

面对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重庆市委市政府下定政治决心与黑恶势力放手一搏。正是凭着这种政治决心，重庆依法打掉了黑恶势力，清除了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提高了司法公信力，也博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片喝彩。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除恶务尽的打黑共识和让黑恶势力、涉案官员胆战心惊的社会合力。来自市民的上万封举报信，80%是实名举报，这本身就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态度。

5.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硬

重庆把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建设相结合，使二者同步推进，协调发展，相得益彰。重庆在着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始终扎实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创新意识形态建设方式，着力打造红色文化软实力。以“唱读讲传”为平台和载体，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重庆始终把满足百姓的文化需求与发展经济融为一体，用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照亮人心，团结民众，从而转变并汇聚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软”“硬”优势的结合，使重庆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使重庆在挑战无处不在的竞争格局中始终能够发现生机、抓住机遇。

通过“唱读讲传”，以崇尚集体主义、公平为主要价值导向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这种积极、乐观、公正的“红色”价值观与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互补，使公平和效率相得益彰，相互补充。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谛，真正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总之，从定位上讲，重庆要建成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重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全局中承担着重要责任，承担着为国家的发展寻路的责任。重庆，正在成为一个有着无比美好前景的直辖市，一个森林、畅通、平安、健康、宜居的人民城市，一个发展、富裕、共享、民有、民乐的社会主义城市。

（编辑：汪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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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组长：侯惠勤；成员：辛向阳、金民卿、钟君。

[①]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10页。

[②] 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③]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⑤]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⑦]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

[⑩]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24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