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何成、宋维强:试析“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
由于建党近90年,新中国成立61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建立的宏伟大业在全球范围内引人瞩目。现在,无论国际国内,都在热议“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我们认为:“北京共识”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的提法,本质上并不存在。“中国模式”的提法一是给人有完成式和不再发展的凝固之感;二是有加强、推广和扩张之嫌;三是我们经济已高速发展30余年,但仍有1•2亿贫困人口,其发展的方式亟待转变,也很难说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并且这一发展方式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采取的举措,其他发展国家可以借鉴,但很难“复制”。因此,我们认为提“中国道路”为宜。从广义上说,“中国道路”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从狭义上说,“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关注和认同,更多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注和认同。实践证明,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唯一正确道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们亟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统筹,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看来,“中国道路”可以有以下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组成。
第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优势和特点,也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才能够统筹兼顾各方利益,集中一切资源、力量和智慧用于国家建设,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人民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只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的事业才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以国家主人翁身份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确保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一定意义上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并不是并列关系,三者之中,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而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则是要达到这一根本目的与最终归宿的“船和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的巨大优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第二,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国内外有的学者没有正确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片面地认为中国是在走一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没有认识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追求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这正是中国发展道路同西方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符合国情、富有成效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初级阶段的现实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既有利于对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进行合理有效的调控,克服市场机制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又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一个多元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充满活力的体制环境。我们只有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关系,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与各国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与不同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的文化发展道路。历史和现实表明,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的灵魂与精神脊梁。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社会就会失去共同的思想基础,发展道路也会迷失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道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体和灵魂。当前,中国同西方国家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国际社会有人极力鼓吹所谓“普世价值”,别有用心地把我国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归结到所谓“普世价值”上。个别人认为,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处理好普世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关系。这实质上已给我们设置的一个“美丽陷阱”。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既在形式上包含了某些共同的特点,但在内容上更具有根本不同属性的本质;前者反映了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或共性,后者反映了民主本质的特殊性或个性。我们不能因为民主本质的特殊性而否认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更不能因为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而否认民主本质的特殊性。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普遍性”和“普世性”也不是一回事。“普遍性”是哲学用语,是自在的、内生的,是存在于事物内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而“普世性”从概念的来源看,是个宗教用语,它宣扬和倡导的是完全脱离社会经济基础人们所应遵循的虚幻的共同价值观念。一些人所说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为现实生活中一些特定的人、集团、国家的特殊的经济、政治权益所服务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当今我国改革开放正在深化,国内社会思想意识日益多样多元多变。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局势,发展中国道路,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大胆吸收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又有效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第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在各个领域走不断改革创新之路。很多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一条不断学习、创新的道路,这也是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道路不是已然完成的、封闭的模式,还没有完全成熟,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丰富、创新和完善的发展过程。今天,我们总结和阐述中国道路,就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发现并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潜在问题,实现未来更好的发展。发展没有止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可持续发展都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充分估计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努力探索,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道路。
第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并在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平等互利,走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之路。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坚持对外开放,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国情的道路,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这既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又能学习借鉴各国先进经验;既吸收西方国家那些最合理、最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成份,又舍弃了那些不适用的、不合理的成份。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很多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正因为如此,中国道路才具有世界意义。中国道路的成功增强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模式的束缚、寻找自己道路的信心。
第六,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治上互不干涉内政并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和平发展,走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之路。中国和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对内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这也正是中国道路的力量所在。在国际社会中,随着“9•11”事件的爆发,美国对外实行单边主义,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强行推行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但是随着战争形势对美国越来越不利,其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格局也遭遇空前挑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比较好地处理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没有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老路,也没有卷入任何大规模的国际冲突之中。中国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了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促进了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已经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以及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一些敌对势力出于各种动机,不时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中国如果不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将来的发展势必会遇到很多阻力。因此,我们必须在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讲,和平发展是我们争取的最高战略目标。在尽最大力量争取和平发展同时,我们必须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正确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始终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政治上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和“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此文是2010年8月以李慎明同志为团长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资深专家学者考察团赴南非、澳大利亚、新加坡进行考察访问报告的摘要。)
(作者单位: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何成、宋维强,中宣部理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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