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对资本主义困境的反思

赵明昊

2012年初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主题，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这一论题之下，推动西方政商学界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批判。不少西方主流媒体惊叹，这种讨论，在达沃斯论坛这一曾致力于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场合出现，在过去绝对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当前西方对资本主义的新一轮反思，从过去探讨金融、财政、福利等外围政策的改良延伸到剖析自由市场模式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深刻缺陷，并较多论及中产阶级命运、民主政治困境等资本主义制度核心要素问题，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变革、脱困自救的危机意识进一步增强。但同时，它们也在大力炒作“国家资本主义”等话题，企图以维护国际规则为幌子，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制造更多障碍和约束，值得高度重视。

一、“ 资本主义的营业执照受到质疑”

当前，西方各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可归结为以下几种主要论调。

1. 认为资本主义已失去“道德的罗盘”，难以兑现对普通民众的承诺，其合法性受到深刻质疑。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撰文指出，资本主义有失去“营业执照”的危险。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经济严重失衡，劳动者价值遭轻视，劳资关系恶化，失业问题成为资本主义的黑洞。一方面，工人不再被视为人力资本，而成了纯粹的成本。另一方面，过度红利制度使经理人收入与资本家利益紧密挂钩，放任无度的高薪福利败坏了经理人的从业风气。2010年，在仍未摆脱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国大企业CEO平均年收入为1080万美元，比2009年增加了28%，而普通工人平均年薪为33121美元，只增加3%，CEO收入是普通工人的325倍。此外，失业问题正变得日趋严重，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世界就业形势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平均每3个工人就有1人失业或处于贫困状态（共计约11亿人），而未来10年需要创造6亿个工作岗位。其二，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流动性降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始于2009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这一现象的突出表现。2012年初，美国皮尤中心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于阶级冲突的认知正在增强，66%的受访者认为，富人和穷人之间有“非常强烈”或“强烈”的冲突，这一比例比2009年上升19%。其三，自由市场沦为少数精英和精英联盟的牟利和营私工具，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的信念摇摇欲坠。人们原本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赋予其大致均等的机遇，任何人无论出身和背景，凭借自身努力就可获得成就，赢得社会尊重和地位，但如今这些神话似乎已经破灭。金融精英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精英阶层形成牢固的利益联盟，贪婪逐利且“负赢不负亏”，不顾社会责任，漠视大众利益，运用政治权力阻碍改革，致使民众不得不为“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投机企业买单，并承受危机冲击和政府缩减公共开支带来的双重影响。正如英国《每日邮报》的评论文章所言，这场危机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从表面看是少数金融精英或金融垄断资本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从深层看则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基石正在动摇。

2. 认为资本主义仍是“不完美制度竞赛”的优胜者，只需自我改良即可重获新生。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辩称，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不断取得成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腐败、贪婪和不平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质，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更多是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后果。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称，如今只是资本主义的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只需实施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而不用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阿尔卡特-朗讯总裁佛瓦言认为，资本主义为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仍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制度。此外，还有人提出，当前的危机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所致，倒不如归因于政府的治理不力。因此，资本主义的挫折和困难只是局部和暂时的，善加修补就可使其活力重现。英国首相卡梅伦呼吁以“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和“有道德的市场”解决资本主义目前陷入的困境。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则指出，考虑到如今的经济竞争不单纯依靠资本投入，而是更多地有赖于创新和非物质性服务，因此，要用以人才和创新为核心要素的“人才主义”改良资本主义，使其继续引领经济和社会进步。国际工会联合会秘书长莎兰•伯罗提出，西方国家政府未对社会保护进行足够投资，社会动荡仍将继续，她号召全球公司将投资的2%—3%投入创造就业，发展“生产性经济”。很多有影响力的商界精英也对资本主义如何改良发表了看法。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称，资本主义仍是伟大的制度，但纯粹自利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未来应通过技术创新和福利定价等方式建设一种“兼顾利他性的资本主义”。德勤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埃施瓦瑞尔倡导发展“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即在经济增长和民众对社会保护的需求之间重新获得平衡。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确是不完美的，但只要能够扭转对财富的无节制追求以及社会不公平这两大弊端，即可重整旗鼓。

3. 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正从西方转向东方，新兴经济体国家正成为资本主义的倡导者和拥护者。伦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德塞认为，虽然西方的资本主义得了老年病，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冲劲十足、勇于创新、一心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已经向东方转移。鲁宾斯坦称，曾经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今成了最娴熟的资本主义驾驭者。美国《时代》周刊评论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和印度正毫不犹豫地拥抱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改革措施加速资本流动，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货币的控制，民众也在利用市场迅速积累财富。英国《泰晤士报》副主编卡列茨基提出，资本主义总是在危机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当前的这场危机会使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福利资本主义、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之后，转型为更加温和、更注重公平的“资本主义4.0版本”。

4. 认为虽然中国模式等对资本主义构成严重挑战，但仍没有什么制度或模式可以完全替代资本主义。美国学者福山提出，许多人都看好中国的制度，不仅是因为中国创纪录的经济成就，还因为它能很快作出重大而复杂的决定，这与过去几年困扰美国和欧洲的令人烦恼的决策瘫痪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模式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对资本主义的两大关键挑战，但是中国模式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作为支撑，且存在不少弊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难以复制的。英国《经济学家》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不过是创造了“似是而非的繁荣”，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难以兼得。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引入市场经济的混合模式导致腐败和不平等，新加坡的威权模式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逐渐失去普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些模式不可能成为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替代者。

二、“国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敌人？

在当前西方对资本主义困境的反思中，所谓“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成为争论焦点，这反映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到底应扮演何种角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方给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标签，宣称“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重大挑战和威胁。该论调正成为西方某些政商精英的基本共识和主流舆论热炒的话题，并产生实质性政策影响。

在2012年初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鲁宾斯坦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资本主义，一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中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至少目前看，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效率。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改良自己，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最后胜出。”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与会者的赞同。英国《经济学家》也在今年1月推出专门讨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特别报告，称“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迄今面临的最强劲敌人”。实际上，西方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一直在持续升温。2009年10月，世界知名金融家索罗斯提出，金融危机前的全球秩序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内容的“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机制”，但金融危机使“国际资本主义”受到重创，日益受到以中国模式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挑战。

在这场争论中，“国家资本主义”被视为将国家力量和资本主义的力量融为一体，其具体表现是国有企业（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定义，政府持股超过10%的企业就是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其最终目标是政府政治力量的最大化。之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愈发引起西方世界的担忧，是因为当前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规模大、兴起快、手段多、日益国际化”的显著特征，且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其全球性影响力不断上升，新兴国家已经学会如何利用市场来推动其政治目标的实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被国家资本主义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取代，“国家资本主义”或将成为未来的趋势。根据《经济学家》杂志引用的数据，目前，国有企业市值占中国股市总市值的80%，俄罗斯是62%，巴西是38%。从2003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占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而主权财富基金目前控制着4.8万亿美元的资本，2020年将达到10万亿美元。

西方人士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角度去认识“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竞相对“国家资本主义”提出质疑。一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的效率远低于私营公司，虽然能在基础建设等领域取得优势和成就，但不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二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会纵容公司精英层的寻租行为，导致腐败。三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只有在精干的政府掌控下才能良好运转，因此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太大。即便在西方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存在上述多种弱点，但它仍对世界经济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产生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国家资本主义”将对全球贸易体系，特别是贸易公平原则带来冲击，从而引发贸易战。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称，中国和俄罗斯等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强国的崛起，正削弱已经成熟的战后贸易体系，这些国家对战略新兴产业的巨额投资将使私营企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次，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抱团”前进，而不少国家也在考虑仿效这一模式。比如，对于法国萨科齐政府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的决定，法国财政部高官将这种政府干预主义热情归结为中国的影响。

在西方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国家资本主义”兴起的代表性力量。索罗斯等人为所谓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总结了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经济决策和行为主要以政治动机而非商业动机为根本推动力；二是依靠国企和主权财富基金等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和能源，而不顾及对象国的政权性质和普通民众的利益；三是更重视双边关系而非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体系，如不加入《采掘业透明度倡议》。显然，西方之所以为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标签，并对所谓两种资本主义对抗的话题大肆炒作，其主要目的在于转换焦点、转嫁矛盾、转移责任，抢占道义和舆论的制高点，利用所谓国际规则来约束、限制和打压竞争对手，并着眼于为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建章立制，从而维护其全球霸权。

三、资本主义的三重困境

1.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冷战结束后的20余年间，资本主义发展遇到了以全球化为核心的新挑战。这是西方在全球化背景下经历的第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经济活动突破国家界限，垄断资本不受国家限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并未消失，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危机反倒更加复杂棘手，传统的民族国家架构和政府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这种体系性的危机。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各种非政府力量的增强，西方对国际秩序的主导能力受到削弱，通过掌控国际秩序获取的全球化“红利”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更加难以从危机中脱困。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带来的“双刃剑”效应日益突出，发达国家在获得巨大利益之后，不得不承受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技术优势被削弱等代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2011年7月在《外交》杂志发文指出，伴随着最近10年的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获得了持续而不可逆转的提升，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产业的优势受到威胁，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非贸易商品”，全球化使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分道扬镳，失业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日趋加剧。

2. 从资本主义当前困境的横向角度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三大板块的美、欧、日都受到极大冲击，而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契约三大资本主义制度核心要素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是市场失灵。资源过度向金融领域集中，使用虚拟资本的投机行为和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投资活动两者间的合理比例已被严重打破，甚而失控，美国等国消费、借贷、进口、福利均过度，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难以在短期内缓解和调整，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缺乏保障和动力。二是民主体制失能。政党政治的“极化”现象严重，滥用赤字政策过度讨好选民，相互指责、党争激化，无法从国家长远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的角度制定和实施政策，为市场投机提供了机会。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不少西方国家陷入紧缩开支和恢复增长之间的政策困境之中，可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手段捉襟见肘。三是社会契约失效。民众面临无收入增长的生活窘境，中产阶级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福利社会的成本难以承受，尊重多元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体系遭到质疑，社会的保守化倾向加剧。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认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在很多欧洲国家明显升扬，反移民、反穆斯林、否认平等、拒绝开放、政治不满情绪相互影响，且这一情况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因此，当前资本主义的困境是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福利体制、价值观体系等各大环节出现问题并形成共振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制定并实施系统性解决方案。

3. 从资本主义困境的前景和出路看，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发展迷茫期，即使走出困境也很难再享有冷战后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这段“美好时光”。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的评论直率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日益走向对内缺少改革路径、对外难有替代模式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西方到处都是批评家，而没有真正的改革家，各方面精英人士对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困境莫衷一是，同时也难以克服向其他发展模式借鉴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将进入一个“高通胀、低增长”时期，整体外部经济环境不利于西方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努力，西方对全球市场、资源和技术的垄断地位日趋下降，其发展模式的信誉和效能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发展中国家开始更多注重借鉴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验。鉴于上述，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三重困境：短期面临“缺需求、缺信心、缺对策、缺动力”的稳健复苏困境；中期面临“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出口、重构福利制度”的发展转型困境；长期面临全球治理合法性受损、主导权下降的霸权护持困境。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红旗文稿》 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