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

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

刘克明

苏共所以失败，苏联所以瓦解，究其根源就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日益专权和保守，日益贪婪和腐化，在特权阶层控制下，苏联共产党越来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最后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因此，研究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发生过什么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意义。

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在缺乏民主、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模式虽然可分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等几个方面，但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集权于党、集权于领袖个人的这样一种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特权阶层制度则是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特权阶层制度不仅仅限于生活待遇的特权。同这个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委任制、领导干部终身制、高级干部保卫制以及干部问题上的保密制等一系列保证领导干部层的特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是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同时斯大林模式反过来又成为这个阶层利益的维护者。到赫鲁晓夫时期，特权阶层的某些物质方面的待遇，曾受到一些限制，但领导层拥有特权的基本制度未变。勃列日涅夫时期，废除了干部轮换制，领导层的特权待遇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新的扩大。特权阶层制度中的干部委任制、领导干部终身制有了新的发展。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显露了他们贪婪的本性，利用他们的权势地位和关系，一下子变成千万、亿万富翁，成为颠覆、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

（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开始于斯大林时期。它是在斯大林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滋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任务，中央决议批准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到1924年年初，由中央委员会确定的领导干部总数为13163人。地方各级也规定了自己的官职等级名录，如乌拉尔州委规定本州的领导干部为1066人。不过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最重要的职位才由中央委员会来确定。

由于官职等级名录包括最重要的岗位和职务，这些职务的候选人都是由中央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的，解除职务也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官职等级名录这个专门名词推广的结果，拥有这些职位的领导干部就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特殊的社会集团（注：参见[俄]А．Н．波汉诺夫等：《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244～245页。）。

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对这个高级阶层实行了特定工资制。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以后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注：见《苏联的工资制度》一文，载《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3年第6期。）。

后来这个特定工资额又有增加，这就出现了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同工资一起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的所谓“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间作了多次谈话，其中也谈到了工资和“钱袋”问题。莫洛托夫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注：参见《同莫洛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613页。）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他写道：“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有各种形式：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休假日月薪照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2页。）

这样，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形成了一种官僚特权阶层制度。这些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党和经济管理的最高层，享有巨大权力和优厚待遇。这不仅仅是在物质条件困难情况下对领导干部的某种照顾。按这个钱袋制度的规模和后来的发展看，斯大林是有其深远用意的。斯大林所以创立这样一种制度，战后又实行特定工资制，实际是力图用一种“恩威并济”的办法使苏联高层领导干部团聚在自己周围，尽心竭力完成当时制定的高速度赶超任务，并忠诚地服从自己的指挥。他一方面给领导干部以各种优厚待遇，同时他个人又直接掌握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保安机构，使得这些高级领导人都没有个人安全感，经常处于恐怖之中。斯大林用各种手段，把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干部置于自己严密控制之下，使他们很难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谋求“私有化”财产；另一方面，在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革命者的信念，也起了相当作用（注：参见《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570页。）。

但是，由于官僚特权制度本身对领导干部有巨大的腐蚀作用，还在斯大林健在时期，就已出现了不少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结党营私的现象。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就列举了若干这类事例。例如，在若干经济企业中，有少数工作人员“竟然企图把委托他们管理的企业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这些领导认为：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可以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可以违反苏维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专横行动。”在一些党的组织中，有一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等等。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特别到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摆脱了恐怖控制和得到稳定发展之后，就更加贪赃枉法，为所欲为，终于把苏共和苏联拖上了亡党亡国的道路。斯大林创立特权阶层这种制度，虽然一时达到了某种目的，但长远的严重后果，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二）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看到斯大林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若干弊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并在以后几年中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作了若干改革。在经济方面，主要是改变了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改部门领导为地区领导。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有：1.改组保安机构，限制其权力，改变保安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不正常局面；2.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定期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3.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定期轮换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崇拜复发；4.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法制，恢复检察机关职权；5.减少高薪，缩减国家机构等等。

在减少高薪方面，苏方曾于1957年2月由一位外交部司长向我驻苏使馆通报说：苏联将从1957年3月1日起降低高干工资。规定政府部长每月工资最高为8000卢布（旧卢布，下同），副部长7000卢布，部务委员4700卢布，司长4500卢布，副司长3000～4000卢布。党中央各部领导人工资也减低，但比政府部门要高。例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按苏联规定，其工资相当于司长）康斯坦丁诺夫原为15000卢布，现降为5000卢布。据对方告，苏联政府各部工资分两类：外交、国际、内务、财政为第一类，文化、各工业部门为第二类。第二类部工资略低些，如部长降薪后为7000卢布，司长为3500卢布。按通报所说，这次降工资幅度是相当大的。按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降薪前为15000卢布的比例来推算，政府部长现降为8000卢布，未降前可能有两万多卢布。而当时工人最低工资只有300～350卢布，相差是太大了。

赫鲁晓夫时期这些改革措施，有它的进步意义。他看到斯大林留下来的特权阶层制度的某些弊端，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措施是为此而发的。他的若干改革措施在某些方面也触动了官僚特权阶层制度，如减高薪，取消某些官员的特权待遇，如取消保安部门的特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在斯大林高度中央集权、党政不分、集权于党、集权于领导个人而又缺乏民主的模式下发展起来的，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根基上生长发展起来的。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特权制度。因此他的改革只能半途而废。例如，赫鲁晓夫可以在新党纲报告中提出干部选举原则，但实际上未能实行，仍是实行传统的委任制；他没有解决好集体领导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个人过分集权问题；甚至在他领导后期对他个人的“个人崇拜”现象也开始出现。随着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的发展，个人专权的势头愈来愈严重，瞎指挥、个人专断愈来愈多，加上某些改革措施，如领导干部轮换制，并不为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领导干部所欢迎，这位不成功的改革家终于在类似宫廷式政变中被赶下台。

总起来看，赫鲁晓夫只是看到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官僚特权阶层的表面现象，对这个体制，赫鲁晓夫也动了一下手术，但整个斯大林体制仍然保留了下来，官僚特权阶层的人员有不少变动，这个阶层经历了动荡，但特权阶层制度还是基本上保存了下来。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赫鲁晓夫这个领导人毕竟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批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领导干部，支持罢黜赫鲁晓夫，捧勃列日涅夫上台。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是“老好人”一类的领导者，他的下属比较可以为所欲为。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吸取了赫鲁晓夫改革不成功的教训，采取了完全依靠特权阶层的方针。他强调领导干部的继承性，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领导干部的轮换制度，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一些高级干部的特权，而且还搞了一些新的特权待遇。

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注：参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257页。）

这时名列官职名录的高级干部已从斯大林时期的恐怖中解放出来，也从赫鲁晓夫的领导干部轮换制中解脱出来，这批统治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的大部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镇压”之后开始其事业的，同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同，他们已从多方面的道德禁令中解放出来，他们已不再具有社会公正信念。这个统治集团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统治集团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

据《20世纪俄国史》作者估计，这个阶层人员总数为50万～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注：参见《20世纪俄国史》，第571页。）。

列入官职等级名录的新一代，在总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等方面要比老的一代高得多。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许多人有学位，不止一次出访西方国家，尝到了“消费社会”的甜头。这个新一代，口头上虽也挂着马列主义词句，但只不过是言不由衷的套话和空话。

勃列日涅夫任职期间，他任人惟亲，对下属自由放任、纵容姑息。勃列日涅夫在其统治的18年期间，为苏联特权阶层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大开方便之门。

在这一时期，“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方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盛行”（注：参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86页。）。

这一时期，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这些案件，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是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据苏联《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89年第10期披露，“经济领域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多数已存在10～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可见这些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主要都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20世纪俄国史》作者评论道：“80年代中期，新阶级实际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的财产的途径。”（注：参见《20世纪俄国史》，第573页。）

总的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特权阶层的稳定发展到完全成熟以至烂熟并充分暴露其贪婪性、腐朽性的时期；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表面上长期稳定，特权阶层的腐败却加速滋长。这导致苏共领导层加速脱离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苏共最后败亡准备了条件。

（四）戈尔巴乔夫时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对苏共领导者，即官僚特权阶层的日趋腐化的危机，漠然无动于衷，视而不见。他执政之后，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来的高级领导人的特殊待遇都依然照旧保留。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讲，特权待遇许多作法一直延续到很晚，直到1990年以前，过去的许多东西一直保留着（注：参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58页。）。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特权阶层范围有所扩大。有的苏联学者分析当时的特权阶层，认为，“这个由中央确立的特权制度，在其‘总设计师’斯大林死后大大地扩大了，它的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包括了不下1000万人。其中包括高中级党政官僚、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大一部分军官和从事巨大规模军工生产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和创作团体中的上层及上述各集团的家庭成员。”按照这种估计，特权阶层加上家属，大约占当时总人口的3%左右（注：参见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奥勃伦斯基文章，载《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1991年第3期。）。

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自由化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行，如实行“三自”（自筹资金、自我核算、自负盈亏）改革，颁布《个体劳动活动法》，《合作社法》等，官僚特权阶层的若干头面人物，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以及同高级领导人的种种关系，取得各种特殊的经营权力，以多种形式，通过多种途径，侵吞国家财富，逐渐从管理者变成占有者，把管理权变成所有权。这一过程大致是从1987年开始，是通过多种形式逐渐实现的。

最先是从共青团开始。他们利用了在苏联这时不受任何控制的市场自发形成的时机成立专门机构“青年科技创作中心”，涉足影视业、国际贸易、旅游业等领域，并从事倒买倒卖的金融活动，这就是所谓“共青团经济”。后来出现的七大银行家中的有些人，就是由此发家的。

另一种形式，在1989～1990年间，在各个国家职能部基础上建立康采恩和托拉斯。部被取消，在此基础上成立股份公司形式的康采恩。部长或副部长任公司总裁，国家股份由集团公司领导托管。其他股份在部的领导人之间瓜分。著名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是这样出现的。

再一种表现形式，是在国家银行基础上建立商业银行，大多数是借助于后来的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私有化组织起来的。有的商业银行是在部的财务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来的财务局长或副局长就变成了银行的董事长。石油化工银行、无线电技术工业银行和其他一些所谓“部门银行”统属此类。

最后，在商业领域，则在国家供销机构和商业机构基础上建立交易所、合资企业和大的商社。通过苏维埃的分配体系的私有化，建立了共青团交易所（莫斯科商业交易所、莫斯科中央金融交易所等），许多合资企业和一些大的商社。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这些掌握着管理权的官员们，谁是管理者，谁就成为占有者、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注：宋锦海、远方：《新权贵——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崛起》，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至于俄罗斯和原加盟共和国政治界的精英，则是经历了原苏联中央和各共和国特权阶层人物之间的争斗最后形成的。这种争斗，特别是地方官员阶层，在苏联解体中起了很大作用。据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所长分析，“苏联社会的民族官员阶层形成于40年代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变成一个官官相护、贪赃枉法的网络性特殊集团。各地的民族官员集团起初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十分戒备。后来开始利用苏联中央政权的削弱巩固自己的权力。1990年各加盟共和国进行人民代表选举时，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带头作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后，大部分民族官员变为新的政治精英，保留了自己的地位，甚至是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从而完成了由苏联民族官员到新独立国家政治精英的转变。”（注：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5页。）

这些政治精英中，叶利钦打着反特权的旗号，赢得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为了同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最后竟不惜使苏联解体，值得单独提一下。据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姆列钦所写的《权力的公式》一书的介绍，叶利钦在竞选人民代表时，故意做作地坐公交车到区医院挂号看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权力的公式》，第169页。）。在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时，“同特权作斗争是他重要的竞选口号”（注：《权力的公式》，第166页。）。但是，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叶从未放弃过与高层职位有关的特权。”（注：《权力的公式》，第169页。）在他当选俄罗斯总统以后，就想方设法排挤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他拒绝戈尔巴乔夫有关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建议，理由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不会批准这个条约；另一理由是乌克兰已独立（注：《权力的公式》，第319、321页。）。然后在明斯克（别洛韦日森林）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两位最高领导人一起，签署了别洛韦日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停止自己的存在”，完全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同时苏联也从此宣告解体。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很能适应新的历史变化情况，在苏联剧变中，他们顺应形势，尽可能在变革中捞取自己的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因此，苏联剧变之后，不论在商界和政界，他们基本上仍然保持了自己的高位和利益。据《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1995年第1期材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新精英的构成和来源的情况如下：最高领导中来自旧权贵阶层的占75%，政党精英中占57%，地方精英占82%，政府占74%，商界精英占61%，总体占69%（注：参见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第101页。）。这些数字说明，今日掌管俄罗斯的绝大部分人是旧时的权贵，即特权阶层中的人物。

二、官僚特权阶层在演变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若干特点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在高度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十分封闭的体制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批人待遇优厚，手握党政机关大权，在严格保密制度下，不受任何监督；这批人在中央委任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体制下，惟一专注的是如何讨好上级，求得升迁，以便取得更高的特权待遇；随着高居领导岗位日久，这批人拉帮结派，相互包庇，形成了各种集团，以巩固他们的特权地位；随着权势地位的发展，这批人日益熟悉领导层应付人民群众要求的各种手法，他们习惯于利用各种动人的口号，欺骗人民群众，掩盖问题，炫耀成绩；这批人长期在优裕环境中度日，惰性很大，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一心维护传统的国家集中垄断的计划体制，对改革畏若蛇蝎，迫不得已时最多只在形式上敷衍一下，而无意进行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随着新老领导干部不止一次的交替，新提升上来的领导层越来越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心安理得地利用手中权力以多种手段聚敛财富，特别是当发现改革政策有漏洞可资利用时，他们就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把公有财产攫为私有；而在政局出现变动有利于他们扩大权势地位时，他们可以不顾一切，捞取私利，而使国家陷于瓦解境地。

在斯大林为这个特权阶层制度奠基之后，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震荡，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长期稳定，又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政局和改革政策的混乱，这个特权阶层的一系列特点突出地显示出来。这些特点是：

第一，是这个阶层的隐秘性、保密性。在官职等级名录首次出现时，就已呈现出这种特点，以后更进一步发展，以至高度的保密制度成为苏共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列宁时期党内事务有很大透明度。当时，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得到他作为其成员的党的当选机关及从属于它的执行机关（常委会）及其办事机关的一切信息；连普通党员也拥有党员的平等权利。党章规定，任何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的声明完整地送给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报刊编辑部”。

但是，斯大林时期对官职等级名录人员的任命、委任、确定职务，都是由中央机关自己确定的；随后的一些等级特权待遇，也是随着等级名录的确定一并实行的。这些都避开广大党员的耳目，都是由领导机关自上而下确定，最后由高级领导人批准。后来这些人员的职务变动或升迁，也是经过党的机关审定，并经过中央的上级机关批准实施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

随着斯大林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使党的保密制度更为严格，更为变本加厉，使苏联和苏共成为世界上最讲保密的国家和政党。

高度保密制度影响到许多方面。这种制度是党的机关可以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斯大林在30年代初把执行机关与选举出来的委员会（领导机关）关系倒过来了。通过保密制度，执行机关（如常委会）掌握核心机密，也就掌握了行使权力的大权。委员会，如中央全会，却只能听从常务会的安排，举手通过决定。

这种日益严密的保密制度使得普通党员对上级领导工作情况难以了解，因而也难以监督。例如，特权待遇，就是中央一级行政部门通过很少几个人确定下来的，别人很难了解情况。因此，下级干部，更不用说普通党员，对此难以说三道四。

第二，是这个阶层的专权性、反民主性。这个阶层是在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个官职等级名录从它形成之时起，就没有经过民主讨论，而是少数领导者以至最高领导者个人确定的结果。因此，他们掌握党政机关大权，控制着这个庞大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他们就趋向专权、反对民主。

他们的权力既然都是由中央最高领导和中央机关委任得来，或者是名为选举，实际仍是上级委任，因此，他们忽视一般党员的民主权利，也忽视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的民主权利。

对掌握大权的党的机关及其领导人，苏维埃系统和党的监督都丧失了独立地位，而且形成了监督机构服从于受监督者的机制。无论苏维埃系统的监督或党内检查委员会的检查制度都不能真正有效地对执行机关实施监督，这就加强了这个阶层的专权性和反民主性。

当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不仅掌握了党权，而且进一步掌握了国家机器，把党和国家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专权的、只靠发号施令的趋向就更加膨胀起来。1934年党的十七大把党和国家融为一体，党设置了各种与国家部门相重叠的但却起领导作用的各部门后，这种专权、反民主的倾向就更加发展起来了。

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当初这个阶层形成时就为了严格执行上级规定的任务，接受任务执行时并不进行什么民主讨论，如同《20世纪俄国史》作者描绘这个阶层接受任务时所写的：“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这些人，既不能也无兴趣对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对于他们更重要的是精确的指示和指令，然后照此办理。所有的辩论、讨论，只不过是碍事的空谈。”（注：《20世纪俄国史》，第247页。）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个阶层趋向于由上而下的带有强制性的思想统一，而反对20年代曾经存在的广泛党内民主讨论。由此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由上而下统一集中的专横性、反民主性的倾向更为加强。

也许在专权、反民主方面最终端的表现是“大清洗”期间给予保安机构特权的一系列规定。例如，1934年11月5日决定在内务部设立“特别会议”。这个会议有权对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人”实行逮捕，并处以流放、驱逐出境、监禁等刑罚。“大清洗”期间（即1934年2月～1937年9月）曾给予保安机构许多特权，如规定侦查在十日内终结；起诉书在法院开庭前一昼夜送交被告人；审理案件无须被告人到庭；不准上诉；被判枪决者判决后立即执行，等等。虽然这些规定和法律条文，在批判个人崇拜后都已先后废止，但这些法律条文，今天读起来，仍使人感到苏联领导层的专权和反民主到了何等横暴程度。

在斯大林之后，专权和反民主的这种极端表现有所改变，但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这种专权、反民主的极端趋向一直有所表现。甚至在赫鲁晓夫时期，号称“解冻”年代，也仍然在1962年6月，发生了罗斯托夫州诺沃契尔卡斯克市因食品涨价群众闹事，导致了军队奉命开火打死、打伤群众多人的事件（注：参见原苏联总检察长特宾的文章，载[苏]《真理报》1991年6月30日。）。

勃列日涅夫时期，更令人注意的则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判刑，以至制造借口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精神病院，等等。

第三，是这个阶层的保守性，顽强的保守性以至腐朽性。这个阶层从本身利益出发，强烈要求维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维持上述体制的稳定。因为这个阶层是从这些体制中产生的，他们要极力维护这些体制，力求稳定，反对变革，即使出现某些变革，他们也要竭力使之流产或流于形式，最后使之走回头路。

农业领域的工作队承包制就是一例。这一承包制尽管战前行之有效，战后则因为造成农业管理分散，不利于对农业的控制而被撤销，主张搞农业承包、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也被迫去职。

1965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主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无果而终是另一例。柯西金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支配利润权力，发展市场经济关系，但改革推行后，经过前后几年不断的修正、调整，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最终偃旗息鼓。

1968年因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苏联领导层因害怕这场改革波及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就对这场改革，先扣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帽子，然后以苏联为首，纠集五个国家军队出兵镇压。这个行动暴露了苏联统治层，也即官僚特权阶层的极端保守性和虚弱性。

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之下，1973年5月，由基里连科牵头的一个工作小组为中央全会准备了一个在苏联推进科技革命的报告，呈送给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没有兴趣，压了下来。科技革命报告不受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苏联发现了西西伯利亚秋明大油田，当时国际石油价格由于中东战争暴涨了十几倍，苏联靠出口石油赚得大量外汇，财源滚滚而来，苏联领导层于是可依靠石油美元购买外国设备、成座工厂，进口大量粮食，从而缓解了经济困难，而不愿搞费脑筋的科技革命。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在他的保险箱中找出了这份报告（注：参见《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17～219页。）。这种对待科技革命的态度，充分地暴露了这个阶层及其代表者的落后性、保守性，以至腐朽性。他们早已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反过来，却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制动器和压抑者。

第四，是这个阶层的两面性、欺骗性。这个特权阶层所以能够长期维持统治，除去因为控制了党和国家统治机构之外，还因他们有一套两面性的欺骗手法。

30年代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经济建设的成就，40年代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这个阶层得以维系人心的重要业绩。但在卫国战争之后，他们继续实行以备战为主的经济政策，极力压低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同时却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特权阶层的各种特殊待遇、享受，在此期间却有了更多的增长。这个阶层的两面性、欺骗性的实质越来越暴露了。

这种两面性欺骗手法之一，就是在报刊上不断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农民过着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实际上却极力压低工人、农民的收入和福利的水平。

拿工人工资水平来说，苏联工人尽管有较高的就业率，但工资和福利却被压得很低，远低于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水平。据苏联报刊报道，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只有30%，而美国则占62%（注：[苏]《论据与事实》杂志1991年第22期。）。至于职工的工资水平与外国相比较，苏联学者博戈莫洛夫认为：如果按消费篮子使用较为实际的美元对卢布的比价，那么，美国工人平均工资为10万卢布，平均月工资为8000～9000卢布，而1989年苏联工人月平均工资只有260卢布（注：[苏]《共青团真理报》观察员对博戈莫洛夫的采访，载《共青团真理报》1989年10月3日。）。对农民，则经过农业集体化，把农民固定在农庄里，经过“义务交售制”，加上后来的低价采购制，迫使农民将农畜产品低价交给国家，并限制农民的迁徙自由，使农民长期处于贫困和不自由境地。

再拿工人的住房水平来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为俄国革命后好多年在住房条件上还远不如沙皇时代的工人住房而“感到痛心”。他写道：当他20岁作技工时，由于做的是高度技术性的工作，“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注：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150页。）

这种两面性欺骗手法之二，是为了确保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地位和享有的特权利益，在卫国战争胜利后，他们不顾老百姓的改善生活的要求，继续扩军备战，把军备扩展到极端不合理的程度，搞起了一个超军事化的经济；另一方面，却隐瞒经济的畸形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恶性影响的实际，长期隐瞒军费开支的实际数字，把苏联伪装成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长期以来，苏联官方统计国防开支数字只有200亿卢布。只是到1989年，才第一次公布了较为实际的数字：苏联国防开支为780亿卢布。但这仍是大大压低了的数字。考虑到苏联武器采购价长期人为地压得很低（武器的实际价值要高出公布的几倍），据此，苏联学者估计，苏联实际军事开支要超过官方公布的1989～1999年国防预算1.5～2.5倍（注：C.罗戈夫：《均势的代价》，载[苏]《美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杂志1991年第5期。）。

这种建立在庞大军费开支基础上的经济，是一种超军事化的极为畸形的经济。它的表现是工业中生产资料和军备生产比重过高，消费资料生产比重过低。从而导致消费品长期短缺，工人工资水平只能限制在很低水平上。

两面性欺骗手法之三，是在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上夸大成就。这是苏联领导人，也是这个特权阶层欺骗人民的一个重要手法。

谢柳宁、哈宁合著的《虚假的数字》一文揭露了这种手法。这篇文章否定了1929～1985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83倍（年平均增长8.1%）的虚假数字，而提出了较切合实际的数字：增长5.6倍（年增长3.3%）。这个统计数字打破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的神话，虽然这个统计数字遭到官方统计学家的反对，但却受到许多苏联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肯定。认为这种估算的出现，第一次有可能真正科学地分析苏联经济的真实动态（注：参见[苏]《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90年第1期，译文载《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5期。）。

第五，是这个阶层的贪婪性、颠覆性和瓦解性。

所谓贪，首先就是贪权。因为权、权力，是财富的来源，是最根本的东西。因此，贪婪性首先就表现为贪权，把持住大权不放。苏共领导许多人任职之后，事实上成为终身制的根源就在这里。

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点表现得最为突出。勃列日涅夫本人在70年代中期身体状况恶化，但仍然把住大权不放。在他带动之下，领导层的职务终身制越来越普遍，职务变动越来越少。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连选连任的为80%；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连选连任（除去去世的中委）则接近90%。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都是二十五大时的原班人马。不仅中央机关变动不大，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变动也很小。勃列日涅夫推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策的后果是，领导干部严重老化。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分别是61岁和54岁，到1981年二十六大召开时，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岁，书记处上升为68岁。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达到75岁。政治局会议，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据说只能开15～20分钟。很难想象，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批老态龙钟的领导人聚在一起，还能认真负责地讨论和解决什么重大的有关人民利益的问题。

贪婪性最本质的东西是贪财。贪权的目的最后是依杖权力聚敛财富。这些人由于大权在握，无人监督，得以为所欲为，许多重大贪污案件都在这个时期连续发生了。

勃列日涅夫对他领导期间下属的贪污不法行为，常常装聋作哑，不去过问。一是因为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还任用了自己的一些亲属。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列日涅夫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对这些老关系、老部下总要照顾一番；二是勃列日涅夫本人不但对贪污案件采取宽容态度，而且自己在以权谋私方面，还作了不光彩的榜样。他在同西方国家首脑开“高峰会议”时，因他喜欢开汽车，西方国家首脑就投其所好，赠送豪华汽车，他就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礼品；苏联某加盟共和国的一位领导人送给他的一枚特大的金刚石戒指，他竟然“堂而皇之，忘乎所以地在百万苏联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注：参见《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39页。）

在这样的最高领导人庇护和带动下，苏共特权阶层的贪婪性，自然会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贪得无厌，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

这些贪污受贿案件共同的特点是：高级领导人带头犯罪。这些事件都涉及苏联相当多的高级领导人。

这个阶层的贪婪性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随着自由改革政策不断出台，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民族关系局势的动荡，以及中央权力的削弱，这个特权阶层审时度势，它的贪财贪权的贪婪性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性突出地显露出来，对统一联盟国家的瓦解性也突出显露出来。如果过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某些人侵吞国家财富还掩掩藏藏，有所顾忌，现在则是利用改革的自由化政策，一些高级领导人、大企业经理等，用合法手段，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公开地侵吞社会财富，占有国家财产，变成新的百万以至亿万富翁，把对旧制度弊端的改革变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变。另一方面，这个特权阶层贪婪性的进一步的发展也使统一联盟国家走向解体。早已形成的各共和国的民族官员的特权阶层，利用中央权力削弱的时机，打起民族主义旗号，向中央争夺权力，并扩大自己的权力。这些共和国领导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违背趋向统一的民意，宣布国家独立，从而最后使苏联陷于瓦解。

自然，特权阶层中也有些人物，能洁身自好，比较耿直，不搞以权谋私这一套。但是他们居于少数，常受排挤，而且他们的认识水平又有局限，只凭这样的少数人，终究无力回天，他们终于无法挽救苏联共产党最后败亡的命运。

因此，从总体上说，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和膨胀是苏联剧变的社会根源，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共产党覆灭的根本原因。

三、几点重要的历史教训

从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以至最后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灭亡的过程来看，这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在这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中，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各种不同的矛盾起着不同的作用。曾经有过各种力量试图对特权阶层统治的局面加以改变，但最后都归于失败。从这些矛盾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重要的历史教训。

（一）为了防止这种保密的、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出现，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在党内就要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在统一纪律基础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党内要奉行公开的、民主的讨论原则，特别在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任命上，要进行公开的、民主的讨论，防止把干部任命的大权集中到某个人手里。这个问题在俄共（布）党内没有解决好，以致出现了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就被任命的在组织上听命于某一领导人的领导层。在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上的斗争，其实质是老布尔什维克政治精英同由新培养出来的干部组成的新的阶层之间的斗争。后来，斯大林基本依靠官职名录列名的领导干部的支持，把老布尔什维克的精英打败了。后来经过“大清洗”，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遭到逮捕、流放，而且不少人遭到肉体消灭。随之而来的是党内民主的传统的消失，这是俄共（布）党的最重大的损失。斯大林依靠这个新形成的阶层得以“一统天下”。一个毫无生气、缺乏民主，看起来很守纪律，但一切都听命于最高领导的党出现了。

这是新阶层在初级阶段、形成阶段的重大发展，也是这个阶层的重大胜利，同时又是俄共（布）党的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损失。

因此，在党内，为了防止类似的特权集团出现，就要使各级党组织首先是中央一级党组织的生活保持高度的民主，特别在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命上，要保持民主性、公开性，各种待遇要公开，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这样就可以使党的生活始终能保持一种民主的、自由讨论的、战斗的性质，而不致使党沦为毫无生气的个人工具，这就是苏共党建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二）对特权阶层制度进行改革，要对它产生的根源作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特别要对斯大林时期的党建模式同列宁时期的党建模式进行历史比较和分析，才能对究竟要改革什么，有恰当的考虑。这个问题在赫鲁晓夫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他的若干改革措施虽然触及了特权阶层制度的某些方面，也触及了斯大林模式的某些方面，但没有解决斯大林留下来的模式、首先是党建模式的根本问题。

赫鲁晓夫曾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了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把中央部门管理制改为地区管理制；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未解决斯大林模式存在的党内缺乏民主、党的机关专权而党员无权以及过分集权于中央领导人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仿佛很有魄力，很快作出判断；但限于他的理论和政治水平，他本人就是斯大林时期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因此，大受斯大林模式的局限，跳不出斯大林党建模式的框框。因而虽有改革，但不彻底，一些改革措施只是昙花一现，没有跳出斯大林模式，首先是党建模式，只作些改良，以致改革搁浅。这是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又一个主要教训。

（三）由于戈尔巴乔夫不能正确解决特权阶层问题，最后使苏共遭到失败。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大谈改革，大谈“新思维”，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措施，还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问题，但对改革官僚特权阶层问题，只有言论而没有实际行动，虽然言论上对官僚阶层有所挞伐，似乎有改革之意，但最后并没有见诸行动。在这一时期，苏共的中上层领导，即特权阶层这批人，口头上拥护改革，但因改革涉及他们的自身利益，因而极力阻挠改革。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领导的改革所以推不动，是由于特权阶层的怠工。他并没有决心对特权阶层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而改革特权阶层制度，就必须解决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公开化问题，也就是要对苏共本身进行重大改革，这些他更没有认识到。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特权阶层已日益腐化，苏共危机也日益深化。对党本身进行改革，解决党的生活公开化、民主化、改革特权阶层制度，已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没有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失误。

由于戈尔巴乔夫没有抓特权阶层制度的改革，首先在同叶利钦的较量中遭到严重的失败。

当时，叶利钦利用苏联群众长期对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的心理，公开提出反特权口号，作为他先是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后来又竞选俄罗斯总统的主要口号。叶利钦提出的口号和某些做作，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广泛的共鸣。“人们在想象中把叶利钦描绘成一个为人民幸福而战，奋起反对令人厌恶的政权的斗士和英雄。”（注：参见《权力的公式》，第172页。）

而戈尔巴乔夫在反对特权问题上却无所作为，他对党本身和特权阶层制度问题都没有考虑进行什么改革，所以在同叶利钦的较量中，连遭失败；而在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对戈尔巴乔夫步步进逼，最后戈尔巴乔夫连苏联总统位子也没有保住。这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抓官僚特权阶层改革问题，在同叶利钦较量中遭受惨重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

而更重要的教训是，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没有抓官僚特权阶层制度和党的民主化、公开化改革；另一方面却去社会上大搞民主化、公开化，而且削弱了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使得特权阶层趁机大肆活动，为所欲为，最后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的严重恶果。

戈尔巴乔夫在号召改革中，鼓吹“新思维”，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口号，放任社会上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和批判，这就拢乱了人民的思想，他想用社会上的所谓“民主化”，来实现他所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接着又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方针。结果，苏共交出了权力，而瘫痪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苏维埃根本不可能一下子行使权力。这就导致了权力的失控和局势的混乱。其后果是，党组织丧失了原有的组织领导作用，而党外的“改革”却在失控的形势下不断发展，这就使整个国家、社会处于极端危险的、不断动荡的境地。

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这种失控局面，特别利用党组织已不起作用的情况，从各个领域钻了出来。他们钻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空子，公开地把国家财产化为私有，由党、共青团、政府官员摇身一变，成为各领域的财富巨头。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私有制，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各共和国的特权阶层官员，也趁中央党政领导削弱之机，打起主权、独立的旗号，收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他们占据了各共和国的领导高位，拒绝中央政府的领导，独立行事，这就使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陷于土崩瓦解。

这方面最主要的教训，是不应该削弱党的领导作用。苏共党虽然存在很多问题，多年特权阶层的控制使党的威信大大降低，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但只要对这个党进行改革，对官僚特权阶层制度进行改革，摆脱特权阶层的控制，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公开化，这个党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虽然这种党内改革的过程不可能很快，不能急于求成，要稳妥地一步步进行，而只有首先进行这种党内的改革，包括特权阶层制度的改革，才是推进苏联社会改革惟一的正确出路。因为社会上的改革，最后还是要靠这个经过改革的党来领导进行。先进行党的改革，然后根据党内民主化改革发展的进程，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有组织地、有秩序地展开，这样，才能避免权力的失控，避免混乱，使改革基本上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

戈尔巴乔夫没有抓改革党、改革官僚特权阶层制度这个改革的中心环节，不先抓党内的民主化、公开化的改革，然后再来领导社会上的民主化改革，这是本末倒置，以致改革遭到失败，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被倾覆。这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不能正确解决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的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