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路克利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不久，就逐渐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1924年，曾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写作了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介绍了中共早期情况。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给美国国务院报送了《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向美国政府介绍了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1937年，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让西方社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形象。1938年，伊罗生(HaroldR.Isa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在伦敦出版，披露了早年中国共产党的艰难曲折经历。1947年，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贾安娜(Annalee Jacoby)撰写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此类著作向美国公众生动地介绍了中国革命，可以说是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先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海外学界关于中共的研究开始兴起。50年代中期，海外学术界实际上形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问题，具有相对对立的学科对象，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和教学群体，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形成以哈佛大学东亚中心的成立为标志

早在抗战时期，费正清就与中共有着较多的接触。他当时是美国的外交官和情报官员，此前曾在哈佛大学任教，是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20世纪40年代，通过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的接触，又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费正清已经感觉到国民党政府没有前途，建议美国政府转变对华政策。1955年，为了开展对中共政治经济政策的研究，经过费正清等人的建议和推动，哈佛大学成立了中国政治经济项目部，从事中国政治经济研究项目。该项目当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动向，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咨询，这是在西方顶尖学校设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和中共的科研项目机构。在随后的50多年里，该机构培养的博士遍布美国各地乃至西方国家一流大学，从事新中国和中共研究。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55年来几经变迁。1955—1957年称为中国经济政治项目部;1957—1961年称为东亚中心，1961—1977年间称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1991年称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007年夏改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55年间，从东亚研究中心分离出了日本研究所、朝鲜研究所。中心成立后，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很快成为海外中国学和海外中共学的研究中心，世界各地知名学者纷纷来这里进行学术交流。

哈佛大学东亚中心成立时，从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出版了大量研究中共问题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48)、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1951)》，费正清、史华慈、布兰特(Conrad Brandt)师徒三人合作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52)等，都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开山之作。上世纪40年代曾访问延安的美国著名记者和评论家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认为，《美国与中国》一书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中国的最好的书”。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这些学术作品重要内容和学术特色。这些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经典学术作品也标志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有了一支较为庞大的专业研究和教学队伍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兴起50多年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有从事中共问题研究的学者，其中有专著出版的知名学者已有上百位。一代宗师费正清为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培养了大批人才。1987年费正清80岁生日时，费正清中心工作人员列出的和费正清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生有110多位，这些人多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成为美国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骨干。其中，史华慈和柯伟林(William Kirby)成为哈佛大学的骨干;余英时和林培瑞(Perry Link)等人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骨干;莫菲(Rhoads Murphey)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等人成为密歇根大学的骨干;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等人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骨干;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艾凯(Guy Alitto)等人成了芝加哥大学骨干;墨子刻(Thomas A.Metzger)成为胡佛中心的骨干。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现任执行主任欧立德(Mark Elliott)的博士导师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魏的导师是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而列文森也正是费正清的学生。费正清为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培养了几代学人。在有关中国问题的新闻界也有费正清的学生，如白修德等人。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老师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也是费正清的学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主任的著名中共研究学者托尼•赛奇(Tony Saich)也曾在费正清中心访问研究两年。在北美研究中共的著名学者还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齐慕实(Timothy Cheek)等人;在欧洲，则有剑桥大学的方德万(Hans J.van deVen)、维也纳大学的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等人;在澳洲，有泰维斯(Frederick C.Teiwes)等人。有的学者有多重身份，既是政府官员，也是大学教授，如密歇根大学的所罗门(Richard Solomon);有的大学教授曾从事有关中共的新闻工作，也曾在政界或智库任职，如麦克法夸尔。这些学者中很多人以“中国通”著称，他们的研究领域相对宽泛，但对中共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还以中共研究为主，因此，把其中一些学者称为“中共通”则更为合适。

从事中共研究的科研教学机构也在不断壮大。现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理事会成员就有37位知名教授，另外还有众多的博士后研究员、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施拉姆(Stuart R.Schram)在上世纪60年代曾两度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有关中共问题的博士后研究，其早期代表作《毛泽东政治思想》(1963)就是在东亚中心研究的课题。除了费正清中心外，在美国，还有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中国项目、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学院中国项目、布鲁金斯学会、亚洲研究会等。在加拿大，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在欧洲，有伦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剑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知名机构。在澳洲，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中心。除了大学外，还有政府机构，如美国国务院;智库，如美国兰德公司、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此外，新闻界以及一些情报机构也有从事中共研究的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科研教学机构的研究和教学对象主要是相对广泛的中国问题，但有关中共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多的教学科研机构，尤其是著名大学，还开设了有关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课程。如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哈佛大学开设了“文革”和“中国政治”等课程，非常受欢迎。

三、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具有自己的学科对象，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对象，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共的研究著作，仅哈佛东亚研究书系(1956年设立该项目)、哈佛当代中国研究书系(1985年开始出版)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就有上百种。也有很多学者对中共的研究成果，包含在中国学成果之中。海外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遍布西方国家主要大学和科研机构，著书立说，互相切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问题域较为集中，已经形成较为独立的学科对象

1.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探讨为什么美国会失去中国、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一类问题。这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是困扰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一大难题。在当时美国关于中共为什么在中国胜利的论战中，费正清认为中共的胜利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而外部的因素不是很重要。费正清在《中国新史》(1991)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比较分析，也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进行了对比分析，希望美国政府和民众能够借此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

2.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有关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以费正清、史华慈为代表的中共研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早在1950年，史华慈就在其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中提出了“毛主义”的概念，并研究了“毛主义”的基本特征。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新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包括行动风格和思想风格两个方面”，“毛泽东在知行合一方面比他的同事们高出一筹，这一原则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一个主旨”。施拉姆、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阿普特(David Ernest Apter，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等人对“毛主义”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施拉姆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出版了《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1953)，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有着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等著作。托尼•赛奇则侧重于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出版《毛泽东中国的革命话语》(1994)等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专著。

3.中共党史问题研究。1948年，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一版问世，深受各界称誉，旋即成为经典著作。该书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描述，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费正清、布兰特和史华慈编写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整理出版了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对中共成立史进行了研究，其中披露了中共一大党纲等重要的历史文献。麦克法夸尔等主编的著名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要以中共的重大政策演变为线索，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后党的历史发展。

4.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革和发展的研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调整与适应》(2008)中指出，中共在理论武装方面具有一定的调整和适应能力，经常发动“意识形态运动”，提出新的意识形态概念，因而其理论武装能力很强。鲍大可(Doak A.Barnett)的著作《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与政权》(1967)则重点研究了党与政府的关系及有关政治改革的问题。

5.对中共政治领导模式的研究。早在1963年，麦克法夸尔就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的《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杂志发表了《中国模式和欠发达国家》一文，探讨中共缔造的中国模式，并得出“中国模式不可复制论”。密歇根大学的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则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共政治与安全政策的著作，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1995)，在海外中共研究学界影响较大。

6.对中共著名人物的专门研究。毛泽东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要对象，如费正清中心的史华慈、施拉姆、特里尔(Ross Terrill)、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白鲁恂(Lucian Pye)、日本学者竹内实等对毛泽东都有深入研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0)在海外影响很大，在中国也非常流行。史华慈还发表过研究陈独秀的论文《陈独秀与对现代西方的接受》(1951)。而已经退休的傅高义(Ezra F.Vogel)正在撰写《邓小平和他的时代》。

7.对党的社会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裴宜理对中共与工农群众关系的研究、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蒲(Bruce J.Dickson)对中共与私营企业家关系的研究等。裴宜理从感情纽带视角分析了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她认为，毛泽东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注入了情感活力，他“非常懂得人性心理学的重要性，并且在很多著作中考察了人性和心理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毛对于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词汇‘阶级’的富于个人气质的理解中，他对于可改变的情感身份认同，比对客观经济形势赋予了份量更重的砝码”。

8.对党领导的重大政治运动的研究。麦克法夸尔对“文革”有深入研究，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997)3卷本以及与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2006)，在西方学界影响巨大。另外，包瑞嘉(Richard Baum)等学者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研究以及怀默霆(Martin K.Whyte)对中共社会建设的研究也很有特点。

9.对中共专门政策的研究。在这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曾任美国驻华“总领事”的柯乐博对中共民族政策的研究，曾任费正清中心副主任、哈佛经济系主任的珀金斯(Dwight Perkins)对中共经济政策的研究，斯坦福大学戴慕贞(Jean C.Oi)等人对中共三农政策的研究，费正清中国中心研究员柯文(PaulA.Cohen)对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研究，同为费正清中国中心研究员的谷梅(Merle Goldman)和维也纳大学的魏格林等人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兰德公司的波拉克(Jonathan D.Pollack)对中共军事战略的研究，等等。

10.对中共国际交往与影响的分析。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东欧国家共产党等外国政治组织的关系。如麦克法夸尔对中共与东欧国家政党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内生性”。鲍大可1960年出版了《共产党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一书，探讨了中共的国际影响。柯伟林2006年在《中国季刊》发表《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中国国际化: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梦想》一文，分析了中共在“世界革命”中的角色。

(二)越来越多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在做中国共产党研究，年轻学者的新成果不断涌现

1951年，史华慈的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稍作修改后易名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出版。裴宜理等海外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的博士论文也是有关中共革命的研究。1976年，怀利(Raymond Finlay Wylie)在施拉姆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毛泽东、陈伯达和中共党内毛泽东思想的创立(1935—1945)》。现为剑桥大学教授的方德万80年代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1920—1927)》。近年来，有关中共的博士论文选题越来越多，如斯坦福大学有博士生的论文选题为有关中央党校的研究。

(三)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学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研讨活动

早在1954年11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就举行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共的领导、中苏关系等。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常年举办多个系列的讲座和研讨班，其中著名的有“新英格兰中国系列讲座”、“中国午餐研讨会”、“中国时事研讨会”、“两岸关系研讨会”等等，这些讲座和研讨会经常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研讨，其中很多主题是有关中共研究的。这些活动已经成为费正清中心的品牌，听者云集，颇受欢迎。

(四)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学者创办了《中国季刊》等一批知名的学术刊物

麦克法夸尔等人1960年创办《中国季刊》，创办之初的基本定位就是发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历史研究以及当代台湾和海外华人研究方面的论文”。该刊创办以来刊登了大量有关中共研究的论文，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此外，《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协会主办)、《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Affairs)也经常刊载有关中共问题研究的文章。

(五)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文献收藏越来越多除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外，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悉尼大学图书馆等都有数量可观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文献。费正清中心图书馆的中国收藏部主管南希(Nancy Hearst)通常每年到中国搜罗有关图书，在中国有很多渠道，被麦克法夸尔称之为“游击式收集法”。该图书馆拥有有关中共研究的图书近4万册，中外文约各占一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中央情报局在中国“文革”期间以香港为其最主要的窗口大力搜集的大量资料，如《红卫兵资料》，也藏有解放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珍贵史料。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收藏了中共早期党刊《向导》，也有较为完整的蒋介石、蒋经国日记。国会图书馆藏有《八七紧急会议议决案》等有关“八七”会议的材料，可作为中共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各方面原因，海外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体现着西方的学术传统和价值观。如麦克法夸尔主要从“精英政治”、“继承权的斗争”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这种分析套路在他的主要学术作品中都有突出反映。有的学者的学术作品中还有不少的史实错误。如柯乐博给美国国务院报送的《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竟然提到毛泽东曾在法国留学，显然是以讹传讹。

四、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孕育了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海外从事中共研究的学者形成了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论。这一学科的学者强调历史分析、主观分析、心理分析和结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范式。

1.哈佛学派的“隐退与回归”分析模式。布兰特、史华慈、费正清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分析文明形态进步的术语“隐退与回归”(withdrawl and return)，发展出一个分析毛泽东在中共的一段历史中发挥理论创新和启蒙作用的“隐退与回归”分析模式。“冒昧借用汤因比教授术语，1923—1945年间的22年，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恰似典型的‘隐退与回归’模式。先是国共合作与破裂(1923—1927)，然后进入了一段消退和彷徨期(1927—1931)，其间，发生了李立三等人发动的在城市夺权的运动，也发生了毛泽东等在乡村领导的基层农民运动。下一个阶段(1931—1934)，毛泽东胜出，在中国南方山区形成了苏维埃政权和武装割据。这个阶段的材料比较散乱。毛泽东掌握江西苏维埃政权之前，中国共产主义一直受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直接的和较多的影响和启发。下一个阶段(1935—1945)，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增长，国共两党的联合再度形成。”汤因比的“隐退与回归”，指的是一种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少数具有创新能力的智者从社会一般生活中“隐退”，为社会的发展问题探索解决方案，然后“回归”社会，启蒙公众，实现社会的进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1947)中明确表示，隐退与回归的智者只是“有创造能力的少数”。这种模式显然也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尽管如此，这种分析模式还是较为有效地突出了关键人物在历史发展中创造性智慧的作用。在这一段中共历史过程中，智者的代表显然是毛泽东。

2.“三角模型”分析范式。1987年，麦克法夸尔在《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学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上发表了研究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的论文，提出了在国际学界影响较大的中国政治的“三角模型”(Tripod)理论，用以分析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体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有四个基本要素:最高领导人、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意识形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人为其“三角模型”的顶点，领导干部为三角形的左边、意识形态为其右边、人民军队为底边。人民群众居于三角形内部。而在“民主国家”，人民群众位于三角形外的外接圆中。麦克法夸尔的“三角模型”主要表达了其“中共政权脆弱论”。这一分析模式把中国政治认定为非民主政治模式，并认定中国政治为脆弱性结构。这种模式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的学术模式和价值理念。

3.“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研究方法。冷战时期，由于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高度封闭，西方观察家和媒体不得不仔细从官方的出版物、广播电视、口号宣传等各个途径透露出来的领导人称谓、排名、座次等等线索，寻找出政局变动的蛛丝马迹。这门“手艺”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麦克法夸尔等西方学者在中共研究中采用“克里姆林宫学”方法，试图透过中共历史史料推理隐藏其后的“内情”。如麦克法夸尔在《中国季刊》发表《论照片》一文，运用“克里姆林宫学”方法，通过中共领导人以及国家领导人照片中位次的变化，分析中共政局的变化。他认为这种方法是“解剖共产主义政治的一把有用的手术刀”。

4.开展文献编辑整理工程。1952年费正清、布兰特、史华慈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分析了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主要文献。在麦克法夸尔和施拉姆的组织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起了《毛泽东著作集》大型文献整理和分析工程，计划出版10卷，现在已经出版了7卷。

5.主要依靠间接材料(二手材料)也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个特点。海外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很难看到一手材料，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布兰特、史华慈、费正清在1950年编写《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时，收录的40篇文献中有相当多是从俄文和日文翻译成英语的。这也是海外中共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个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国务院、情报局等部门、学界和基金会即在香港设立专门机构，专门收集来自大陆的各种信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包华德(Howard L.Boorman)负责在香港收集有关中国大陆的媒体信息。当时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任副主任的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等人在香港设立了大学研究服务中心，采访“来自大陆的难民”。因此，海外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在著述中有时会出现对资料信息来源的隐晦说明，如麦克法夸尔在谈到“姚文元称病藏在上海工人疗养院杜撰抨击吴晗的文章”这一信息的来源时称来自“秘密渠道”。

6.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分析视角。例如，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德(Andrew Walder)在其专著《共产主义新传统:中国产业中的劳动关系》(1988)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共及意识形态在劳动关系中的影响。

7.注重对中共历史人物的个性研究。如麦克法夸尔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比分析，认为毛、周之间恰似阴阳对应。毛泽东是“阳”，个性强硬;周恩来是“阴”，个性阴柔。史华慈还把毛泽东称为“哲学王”(Communist philosopher-king)。当然，此处并无贬义，强调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开创性。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在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等方面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交融。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断被引入，也将由此产生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五、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学派林立，学术气氛活跃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形成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一)学派林立

1.从学缘关系角度看，派别众多。以美国为例，美国从事中共研究的代表人物可分为:哈佛学派，以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傅高义、裴宜理、柯伟林等为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学派，以鲍大可(A.Doak Barnett)、黎安友等人为代表;伯克利加州大学学派，以斯卡拉皮诺(Robert A.Scalapino)、魏斐德为代表;耶鲁大学学派，以史景迁等人为代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派，以沈大伟、狄忠蒲等学者为代表;芝加哥大学学派，以顾立雅等学者为代表;普林斯顿大学学派，以林培瑞(Perry Link)等学者为代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学派，以傅礼门(Edward Friedman)等学者为代表。此外，智囊咨询机构也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如布鲁金斯学会学派，以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李侃如等为代表。

2.从学者对中共的态度上看，主要分为三派。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主要分为同情中共派，或称为左翼，如费正清、德里克(Arif Dirlik)等学者，对中共有相对温和的批评，也有肯定乃至赞扬;批判中共派，如林培瑞、泰维斯等学者，有的甚至反共，或称之为右翼;中间派，如麦克法夸尔、沈大伟等人，这一派学者有的尽管对中共批评较多，但往往并不激烈反共。此外，美国政界和新闻界有较为反共的一派，如麦卡锡主义的始作俑者、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再如，老牌反共传媒大亨、《时代周刊》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

3.从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上看，可分为三代。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可分为:以费正清、史华慈为代表的第一代，处于美国中共研究的初创期;以麦克法夸尔、傅高义为代表的第二代，属于第一次兴盛期;以裴宜理、李侃如、沈大伟、柯伟林为代表的第三代，代表着海外中共研究的发展方向。如沈大伟区别于过去海外中共研究学者对中共历史的研究，着眼于现在，并面向未来，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共党的建设问题。

此外，按照不同的标准，海外中共研究学者群体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学派。比如，从学者分布的国别上看，可分为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加拿大学派、澳大利亚学派等。其中还有不少著名的华人学者，如邹谠、余英时、李欧梵、陈志让、郑永年、杨炳章等。

(二)百家争鸣

不同学派之间、学者个体之间有着经常性的学术对话乃至激烈的学术辩论。1960年，史华慈与曾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的魏特夫在《中国季刊》杂志上展开了关于“毛主义神话”的激烈论辩。1966年秋，《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第5期即9、10月号发表了一组专题论文，施拉姆、史华慈、列文森等学者围绕“毛泽东主义是什么”这一主题各抒己见。以研究苏共著称的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也参与了这次研讨。这些争论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问题的关切和较为深入的探索。1964年9月6—12日，麦克法夸尔代表《中国季刊》组织的“中共史学”研讨会在英国迪奇里庄园(Ditchley Park)召开，韦慕庭、鲍大可、费维恺等众多知名学者讨论了中共的建立及历史等问题。

上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4年成立)之间曾形成了学术上的对立。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曾公开批评费正清“亲共”，而哈佛大学一派也一向被认为是左翼。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共学者有关中共问题的研讨也非常活跃。如2006年10月5日，卡内基基金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学术辩论会，邀请麦克法夸尔和黎安友就“中共政治的可持续性”展开辩论，辩论由研究中共的华人学者裴敏欣(Minxin Pei)主持，正方黎安友就其“弹性威权论”和反方麦克法夸尔的“体制脆弱论”展开了激烈辩论。

六、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有别于汉学、海外中国学以及东方学，相对独立发展

汉学主要是指海外学术机构对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古代中国，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代表。海外中国学主要关注的是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代表。东方学是研究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地区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从研究区域上看，东方学包括汉学、海外中国学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显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与东方学的研究有交汇之处，但研究的核心对象不同。相对于其他三者，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专门研究，同样以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学术研究中心。四者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海外中国学的主要代表，但与此同时，其学者往往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费正清本人也是如此，他早年研究的清代贸易和关税问题属于中国学的内容，后来则主要研究中共的政策变化。总的来看，区别于相近学科，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专注于中国现当代史中中国共产党问题的研究。此外，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借鉴了“克里姆林宫学”的许多研究方法，两者有诸多相同之处。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涉及诸多学科，博采众长，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交叉学科。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被引入。这些相关学科的一些著名学者也积极参与到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来。早在1946年11月30日《哈佛日报》(Harvard Crimson)就刊载了《中国研究涉及各个学科》一文，其中曾谈到各个学科的学者参与中国革命研究的情况。

七、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形成以来，有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该领域学者的学术知名度越来越高，费正清教授以研究中国、中共著称，生前曾担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研究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会长、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1972年5—6月，他还曾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中国。费正清是推动实现中美正常化的学界代表，他多次呼吁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华慈曾担任亚洲研究会主席，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的扉页上称其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开拓者”。麦克法夸尔是当今国际学界研究中共问题最为著名的学者之一，曾担任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策顾问。此外，其他从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还有: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曾担任亚洲研究会主席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裴宜理，以及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白鲁恂。他们在美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学习和研究中共问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哈佛大学的历史系、东亚系等都开设了有关中共研究的博士专业和课程。“东亚地区研究硕士项目”培养了众多的研究中共问题的学者，如麦克法夸尔就通过这个项目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国际媒体对海外中共研究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每次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西方媒体都会采访海外从事中共研究的学者，请他们做新闻分析。

费正清等学者从事中共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发表多篇政论文章，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援蒋反共”的政策。50年代，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势力猖獗，费正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柯乐博等有关中共事务的官员和学者被认为应对美国“失去中国”负责，遭到美国议会和情报部门的调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迫害。拉铁摩尔是费正清的好友，曾到延安与毛泽东会谈，也曾担任过蒋介石的顾问。麦卡锡主义败退之后，费正清等人继续给美国政府和高层官员上书，建议美国政府逐步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乃至承认新中国。他还多次出席美国众议院、国务院举行的有关中国政策的听证会，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顾问。因而，台湾政界和学界对费正清多有批评，认为他“亲共”。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1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肯定了哈佛大学和费正清本人对中国的研究。

海外从事中共研究的学者与美国政界和军方联系较为密切。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得到过美国政府的资助，也多次得到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社会基金的资助。东亚研究中心正式启动后，曾得到来自福特基金会的为期10年总数达90万美元的资助;1963年又与美国国防部签约，得到了7万多美元的资助;1964年又从美国空军得到17.55万美元的资助。《中国季刊》就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赞助创办发行的，麦克法夸尔本人解释说，他当时不知道这些钱实际上来自中央情报局。而研究中共的学者有些就曾经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工作。如费正清、史华慈、傅高义等人曾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哈佛东亚中心曾为美国培训情报人员，一些情报官员也曾在东亚中心做访问研究。基辛格访华前，也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与研究中共的学者交流。李侃如曾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资深主任，专门负责美国对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政策。目前，他是奥巴马在亚洲和中国政策上的核心幕僚。

海外中共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中共研究学界和中国大陆的党史党建研究学界开展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和台湾研究中共的著名学者陈永发等人也有较多的交流。上世纪80年代，胡乔木同白修德、索尔兹伯里分别进行过重要谈话。1989年春，胡乔木赴美国访问，作了关于中国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和关于建国后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的学术讲演。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傅高义曾应邀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讲，与党校学者就中共党史、党的政策和党的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总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是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窗口。这门学科的兴起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中心的成立为标志，以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几代学人为代表。纵观其学术史，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不但有了相对庞大和稳定的专业队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而且取得了具有较大学术和社会影响的丰硕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已发展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注释略）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学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