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及应对

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及应对

孙来斌 韩 露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我们在注意文化交流、交融这种积极意义居多一面的同时，也要注意由于各种原因所致的交锋这种挑战意义为主的一面。特别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国际上出现了针对我们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这些言论，与境外其他势力的某些论调彼此呼应，“交响”成各种杂音、噪音，试图给中国发展制造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在此情况下，冷静观察境外意识形态活动新动向，采取积极而有效的应对措施，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一项极其紧迫而重要的工作。

一、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的典型表现

当前，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冷战思维惯性、遏制中国战略等原因，不失时机地推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发出了严峻挑战。

1.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

20世纪70年代末伊始，基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逐渐增加，中国的发展成就日益引起世人瞩目。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苏东剧变、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等重大国际事件接连出现。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将何去何从?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时代问题。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一些西方人士出于各种心理，开始热衷于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各种凶险预言：苏东剧变时，他们断言中国很快会步其后尘;邓小平去世时，他们放言中国即将四分五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他们又预测中国将成为遭遇危机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继而发生政治动荡……虽然一个又一个的“预言”均告失灵，但所谓中国即将“崩溃”的毒咒并未终结。随着这股思潮的涌动，近年来有人又将重点放在“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虚假性上。他们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预言中国政府很快就会垮台。其中，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率先发难。他在2000年接连发表两篇文章，否定中国经济连续、稳定的发展。据其所称：中国官方的GDP统计数据出现了严重的上偏误差。按照他的估计，中国1998年GDP增长率比官方统计的7.8%要低得多，2.2%只是一个上限，实际的结果甚至可能是-2.2%。紧随其后，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所著《中国即将崩溃》、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所著《中国梦》、美国记者包德甫所著《苦海馀生》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中国“即将崩溃”的主观臆断。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也纷纷追随，加入炒作行列。其中，有人甚至妄言：中国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又有西方学者断言：中国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而必将遭受经济危机潮水般的冲击而濒于崩溃。

上述种种所谓“中国崩溃”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指向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某些困难和问题，却无限夸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这种对中国发展前途的危言耸听，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惯性、害怕中国崛起的特殊心理。

2.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19世纪西方提出的“黄祸论”。按照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等人的逻辑，一旦中国复兴，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都将对白种人产生严重影响。由于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黄祸论”在现代国际社会逐渐失去市场并淡出历史舞台。

20世纪末期，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格局消失、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威胁论”开始泛滥。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1990年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敌人》一文，推出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断言中国将是“取代苏联的潜在威胁”。其后，日本政界一次又一次鼓噪“中国军事威胁论”，并以此为日美安保体系的所谓必要性作注释。[1]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一文中声称：作为日本强项的制造业正在被中国迎头赶上，中国崛起带有侵略性的征候。这种论调对日本民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日本九州地区进行的一次企业调查结果显示，96%的企业认为中国具有“威胁”。2009年10月，日本右翼媒体针对中国的国庆阅兵放言：在中国对钓鱼岛主权态度越来越强硬、台海两岸关系合作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举行规模庞大的阅兵活动，是有意向日本提出挑战。2010年9月以来，日本政界和民间不少人都在拿钓鱼岛撞船事件大做文章，推销“中国威胁论”。2012年7月30日，日本政府批准了防卫大臣森本敏提交的2012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为扩张军备寻找借口。该白皮书被认为是在世界各国官方出版物中对中国“国防动向”关注最多、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最多的公开文件之一。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版的“中国威胁论”更是层出不穷，先后经历了几波高潮，并演化为各种版本形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主要有：

“军事威胁论”。1992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断言中美将出现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此后，美国国防部多次推出《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国军力报告》，一再渲染中国的军费开支、核武数量、军事能力等。《2008年国防战略》明确提到，“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应对中国不断推进的军事现代化及其战略选择。”[2]2009年，美防务咨询公司“长期战略集团”首席执行官纽麦尔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国军事觉醒”问题时称，“中国可能是唯一试图对美国形成威慑的国家，其野心引人注目，我们承担不起疏忽这一点的代价。”[3]2009年10月，几家美国媒体借中国国庆阅兵事件，以“以公开阅兵展示隐性威胁”为题吸引读者。2010年以来，随着中美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分歧的加剧，美国国内的“中国军事威胁论”进一步上升。一个由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的高级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领导的跨党派独立专家小组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未来20年可能出现的对美国持久国家利益最严重的潜在威胁之一。[4]

“文明威胁论”。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993年他就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大谈“文明的冲突”。其后，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断言：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将成为西方文明的天敌。“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5]

“经济威胁论”。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正成为世界工厂，不断掏空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中国在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上的成功，对许多边缘国家构成竞争性威胁，给韩国、墨西哥等国经济带来很大压力。还有人甚至声称：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每年给美国造成大约20亿美元的损失;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正在导致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多年，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近年来中国能源需求剧增，中国将卷入同美国争夺能源的资源战等。2005年的一份研究发现，6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就业岗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54%的美国人对“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水平”表示担忧。[6]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学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士将危机的爆发和美国就业机会的丧失归咎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平衡。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在2010年的年度报告中将此与中国军事威胁相联系，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平衡给予中国增强和促进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和技术能力”[7]。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中国制度威胁”、“中国科技威胁”、“中国间谍威胁”、“中国文化威胁”、“中国意识形态威胁”、“中国人口威胁”等多种版本，甚至还出现了“中国体育威胁”的论调。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一些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是唯一对美国体育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其中，《今日美国》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奥运会上的激烈竞争，是两国在国际事务上抗争的缩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威胁论”除了在美国、日本流行之外，在东南亚和俄罗斯等周边地区也不时出现。但是，这些国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大多出于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担心，与美国、日本主要意图在于遏制中国发展的“中国威胁论”具有不同性质。

3.大肆渲染的“中国责任论”

就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之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势发展，西方又掀起了新一轮“关注”中国的热潮，“中国责任论”随之出炉。正式提出“中国责任”问题的是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他在2005年9月21日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出：美国不仅要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而且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8]西方国家自此开始频频以“责任”为口号，开出了一系列超出中国实际能力的“中国责任清单”：要求中国大幅提高人民币汇率、增强军事透明度以及参与孤立和打压所谓的“问题国家”、承诺更高的环保义务等。其中，欧盟委员会2006年发表题为《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要求中国承担起与其拥有的对世界贸易、安全和环境的巨大影响力相匹配的全球责任，在国际体系中肩负起富有挑战性的责任。美国学者托马斯等人提出，西方要“帮助中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帮助照亮中国前进的道路”。[9]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2006年10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题为《呼唤中国“马歇尔计划”》一文，建议中国拨出1500亿美元放在一个捐赠账户中，以支持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计划。这对于目前还有1.35亿贫困人口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不切实际的。2007年1月，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在《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文中写道：“人们需要不断提醒这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责任已扩大到整个地球。”[10]日本则以联合国现有会费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国渐增的经济实力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为由，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缴纳份额。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2011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增长给日本带来经济社会影响，中国经济规模很大，就应当在世界上担任更大责任，希望中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此行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媒体、学者和政客不切实际地、不合理地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2009年1月，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则干脆把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及时、果断地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许多国际有识之士的褒扬。然而，某些西方人士抛开自己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将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归咎于中国，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任何问题都因中国而起”，要求中国承担起世界经济失衡和“拯救全球经济”的责任。

众所周知，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在美国，一些美国人抛出“中国责任论”无疑是为了逃避责任、转移视线。美国人的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早在冷战初期，“遏制之父”凯南就承认：“我们美国人这个倾向看来真古怪：时时刻刻都想在我们的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中心，从而把我们的麻烦都算在它的账上。”他当时对美国能找到苏联这个“罪恶中心”而庆幸，如今，同样的论调又出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中国成为“替罪羊”。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责任论”是西方社会在与中国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试图化解“中国威胁”的对华政策选择。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表面上似乎温和了许多，“责任”一词也使其在对中国施压的方式上包装了一层所谓的世界立场和国际道义的色彩，但是，这仍然无法掩饰某些西方势力期望将中国经济发展步调纳入其主导的战车、极力阻碍中国崛起的良苦用心。

除了前述几种主要挑战之外，近年来，“记者无国界”、“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瑙曼基金会、“达尔富尔奥运梦”等形形色色的国际反华组织，在一些国际交往场合和重要事件中先后粉墨登场，对我国政府发出各种责难。

二、当前西方针对中国意识形态挑战的基本动向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某些境外势力针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弱化之势愈演愈烈，并频频运用“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问题经济化、宗教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宗教化”等多种方式，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攻击和渗透。

1.基于利益需求，参与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的境外势力逐步扩大

一些西方势力多年来不断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渗透。仅就思想渗透而言，它们特别舍得投资。在一些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最重要的是搞攻心战”，“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

当前，除西方势力外，我国周边一些国家也注意到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优势：它不仅是一种较为隐蔽的“入侵”方式，而且比直接发动军事竞赛、军事进攻耗费更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所产生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出于国家利益之争，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些国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一度在西方舆论中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等观点，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回应。例如，1998年，时任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声称：印度进行核试验是为了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是印度的“头号潜在敌人”。一些美国人士竟然认可印度的核试验，并表示：“当中国这个大国崛起时，需要俄国从北方、日韩从东方、印度从西南方来制衡它。总有一天，美国人会感谢印度的核试验。”在印度报刊上从来不乏针对中国的所谓“超级大国”、“中巴轴心”、“南下印度洋”和“侵占印度”等言论。由于历史遗留的领土边界问题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中国威胁论”一度在东南亚颇具市场。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曾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说时宣称：“中国是东亚地区头号威胁。”“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沙拉温在《消息报》上撰文称：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具有纯神话性质，而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一些亚洲国家中的宗教组织也加大了对我国的渗透活动。例如，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在实施宗教渗透时就公开提出，要将中国的220万朝鲜族民众“福音化”，继而将其他中国人“福音化”;同时，还以医疗和教育支援为名，通过向我延边地区捐资建企业、建教堂等手段，培植传教骨干，设立“附属机构”。可见，基于某些利益驱动，在西方势力的策动和支持下，我国周边国家的一些势力也加入了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

2.利用国际上的强势话语权，不断扩宽意识形态渗透的辐射面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积极利用在国际交往活动中的强势话语权，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渗透，从而使得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的复杂性、涉及面大大增加。它们利用经济、文化、外交等各种活动，传播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它们打着各种旗号为其意识形态渗透作掩护，在政治上极力推销西方民主价值观，贬低马克思主义，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宣扬私有化;在文化上，构建“文化武器库”，设立“基金会”、“研究会”、“培训中心”等机构，培植“亲西代理人”，散播“自由种子”。2008年，某西方媒体为了给“藏独”活动张目，不仅播出一堆用造假手段炮制的所谓“纪录片”，还试图与一个法国女导演联手，策划拉拢萨科奇总统在内的人士，用扮演的手法来拍摄一部虚构的纪录片，企图制造“藏独”分子在北京奥运村活动遭到中国军警枪杀的谣言。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违反中国法律而正在服刑的罪犯，变相公开支持中国境内的违法犯罪行为，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鼓励本国民众通过商业合作、文化活动、教育交流等接触方式宣传美国的价值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接触方式在海外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影响，也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地投射美国领导地位的积极办法。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代表美国价值和利益的最佳大使是美国人民——我们的商业、非政府组织、科学家、运动员、艺术家、军事服务人员和学生等。”种种迹象表明，某些西方国家和境外势力频频利用商业、文化、体育等较隐蔽的方式消解中国国民的凝聚力，并且还将推动“颜色革命”和中国分裂的意图夹杂其间。

3.运用各种传播工具，积极抢占舆论阵地

首先，积极利用各种新闻传媒加紧针对我国的舆论攻势。近年来，一些美国媒体极力夸大中美在人权、贸易、汇率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连篇累牍地指责中国政府，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不遗余力地鼓动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曼与乔姆斯基指出：“美国新闻或多或少地带有‘反共’的味道，‘唯意识形态论’不仅始终主导着美国媒体对发生在社会主义‘敌国’的所有新闻的诠释，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威胁与恫吓‘敌国’的途径。”最近，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副教授杨毅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芝加哥先驱报》在内的五份影响最广和声望最高的美国主流报纸，在1992年到2006年间一共刊载了376篇报道“中国威胁”的文章。这些主流大报不仅常常引导着美国新闻界的热点话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大众的国际观。

其次，加强对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攻势。境外势力利用网络频频向境内发送垃圾政治邮件、“翻墙”软件，利用BBS散布虚假信息以蛊惑人心、煽动闹事等。同时，某些西方势力还将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渗透进网络游戏。北美某著名游戏公司制作的一款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网游，在登陆中国市场后，并未将视角聚焦于游戏本身，而是集中渲染中国大陆的各类负面新闻，并试图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在某些势力的授意下，游戏玩家们被打上了“自由”、“民权”、“弱势群体”等标签，并被描写成为中国网络反抗暴政和不公的自由民权斗士。可见，网络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向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重要渠道。

此外，境外势力正积极掌握和利用高科技手段，妄图针对我国拉起一张立体式的宣传包围网。2003年的监测结果显示，“境外敌对势力在我国周边已设立了30多个转播台，每天使用多种语言、170多个频率对华播出6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利用空间卫星技术，在我国上空构建了密集的卫星电视网，频道达400多个，尤其是加大了对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区域的宣传覆盖。”近年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强对外意识形态渗透。《2010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支持这些技术的扩散和使用，以促进表达自由、扩大信息的获得、增进政府的透明度，反对对这些技术使用的限制。我们也将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以有效地将我们的信息传递到世界”。

4.针对我国政府的正面宣传教育，策动各种反面宣传和虚假宣传

一些西方势力不断制造针对中国的失实性乃至歪曲性的报道，加大反面宣传中国的力度。例如，一些人借人权问题来抨击中国的制度和法律，“许多美国人把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野蛮力量叙事：践踏个人权利的‘东方暴君’或‘红色共产党人’”，甚至提出中国人权“倒退论”。针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治宣传工作，某些西方人士在自身价值观的引导下，自编自创了一个“框架”说，即所谓中国政府“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操纵舆论”，中国“公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都要先放入一个预设好的框架予以衡量”。针对中国政府平抑暴力叛乱的举措，部分西方媒体采用双重标准，大量使用“暴力镇压”、“文化灭绝”等负面、偏见词汇进行事件描述，将其污蔑为对人权的侵犯。一些西方势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渠道对中国妄加评论、恶意攻击。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某些国外媒体蓄谋已久的“狂轰乱炸”，它们不顾职业操守，迫不及待地放出谰语谮言：“北京奥运会在开幕式之前，就注定了它会失败”。美国演员米娅·法罗“为了能在媒体中出名，不惜以一首《屠杀的奥林匹克》来哗众取宠……将北京奥运会和1936年纳粹统治时期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某些美国体育记者和评论员也在公开散布一些尖刻的对华言论，攻击对象包括中国的领导人、经济体制和体育运动。此外，某些境外势力还擅长于用歪曲的历史作为证据，以偏概全地对中国进行恶意宣传。例如，有人从中国众多的古代文献中“精心”挑选诸如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子，用以说明中国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具有历史传统;将中国网民对日本否认侵华历史、韩国偷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满和过激言论，解释为“仇日、仇韩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对某些中国人“崇洋媚外”的表现，故意宣传为“视白人高贵、视黑人低贱的种族主义”等。

总之，当前境外针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挑战攻势更趋激烈、形式更趋多样、手段更趋隐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跟踪研究，从而做到知己知彼、从容应对。

三、应对当前西方意识形态挑战的策略思考

当前境外针对我国的各种意识形态挑战，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制造了不利的国际环境，也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威胁。我们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在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和平道路、提升国家形象、夯实物质基础等方面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

1.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坚守国家利益

当前某些国家针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活动，具有多重原因，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考虑，无疑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有西方学者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玫瑰是一朵玫瑰，永远是一朵玫瑰’，国家就是国家，永远就是国家。”

西方有西方的国家观，我们有我们的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主权是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我们提倡超越意识形态去尽力发展国际友好合作，反复承诺并认真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但是，对某些西方势力借国际责任之名行遏制中国之实的图谋，对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实质及其扩展本性，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毫不让步地坚守国家主权这个最高利益。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就强调保障国家的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统一的理念。面对各种分化、西化和弱化中国的图谋，中国政府和各族人民以及海外华侨表现出的空前团结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坚定立场，正是源于对国家观念的认同。面对当前境外的意识形态挑战，我们更应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认识，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主权、维护政局稳定作为我们坚定的政治立场。

2.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多边合作共赢

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一个大国的崛起似乎往往会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可以说，当前在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正是以此为历史根据的。这种推演似乎很重视经验，但是却有意回避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有选择性地遗忘了一些国家霸权扩张的反面经验。中国的发展，不走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武力掠夺其他弱小民族来进行资本积累的历史道路，也不走苏联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我们要积极用理论和实践向世人进一步表明：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永远不变的选择。

首先，这种选择具有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一直崇尚“和为贵”，这一理念逐渐成为中国处理内政外交的哲学思想和行为准则。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就是中国古代和平外交的典范。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饱受战乱之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更强化了我们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其次，这种选择反映了我们党长期治国理政的经验。胡锦涛提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总结我们党长期治国理政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和平发展重要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再次，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鉴照了一些国家霸权行径的历史教训，顺应了当今世界合作共赢的发展潮流。霸权不得人心，扩张必受惩罚，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环顾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发展的整体相关性和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非赢即输的旧观念日渐式微，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渐成共识。

“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对当前国际上种种别有用心的不利言论的有力回击。

3.掌握国际舆论主动权，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

当前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际媒体间对舆论导向的争夺与控制。重视媒体宣传的作用，积极掌握舆论的主动权，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首先，必须继续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五四运动”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西学东渐有余、东学西渐不足的现象。有调查表明：近百年来西学中译与中学西译著作之比为100∶1，而外国人从中学西译著作中所了解的，又多半是八卦、算命、风水之类的东西。国外民众由于对中国知之不多、知之不切，因而极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媒体误导。这就要求我们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外宣传。其次，必须大力增强信息传播的管理能力。在信息时代，谁能够控制信息的传播，谁就拥有权力。当前西方更加重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更应高度重视新型网络安全工作，加强信息网络的硬件、软件和相关法制建设，并根据网络时代的传播特点，改进舆论宣传、监控、引导和管理工作，确保舆论主导权。再次，要调整舆论宣传的战略。我们要树立先声夺人的宣传理念，不仅要对境外各种误解、曲解乃至丑化中国的言论予以及时回应，而且要努力增强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及时性、客观性，从而提高中国媒体的国际声望和国际竞争力，使之成为境内外普遍重视的新闻信息源。此外，还应该积极找寻诠释自身理念的恰当方式。中国的发展将伴随着中西之间长期的认知摩擦、碰撞、适应的过程，因此，善于向对方表达自身理念无疑是重要的。法国外交官魏柳南指出：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人交流过程中，习惯直接用自己母语的话语方式表达思想，而没有考虑到用适合西方人的方式来表达”。这对我们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应该说，中国政府近年比较注意这一点。北京奥运会申办、主办期间以及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期间，中国政府推出的国家形象片，受到外国民众的普遍好评。这种恰当的公共外交形式，对提升国家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4.集中精力促进发展，进一步夯实物质基础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反映和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当前一些西方势力加强针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遏制我国的发展和崛起，在于维护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不断取得的发展成就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的一种反映，也可以说是我国尚不够发展、还不是真正的世界强国的一种反映。

在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左右别人的思维，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对我国不利的舆论，因此，应对的关键就在于增强对杂音、噪音的抗扰能力，紧紧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扎扎实实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将发展这篇大文章进一步做好，将强国之梦变为既成事实，同时又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国际社会中的各种不利言论自然会烟消云散。同时，只有将发展问题解决好，才能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奠定可靠的经济基础。因此，当前要紧密结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发挥边疆优势，突出民族特色，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惟有如此，才能实现边疆巩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从而彻底消除境外分裂势力在境内的影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总之，发展是硬道理。回应境外意识形态的各种挑战，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关键还是要靠发展。

注释：

[1]卫灵、贾静《在和平发展中应对“中国威胁论”》，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1期。

[2]DefenseDepartment,2008NationalDefenseStrategy,p.3.

[3][美]史蒂夫·列沃尔《美国争论如何看待中国军事觉醒》，载于2009年2月18日《环球时报》。

[4]JointStatementofWilliamJ.PerryandStephenJ.Hadley

beforetheHouseArmedServicesCommitteeHearingon“

QuadrennialDefenseReviewIndependentPanel”,Washington,DC.，July29,2010,p.2.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6][美]哈利·R.阿尔罗德汉《“中国威胁”论批判》，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

[7]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2010ReporttoCongressoftheU.S.

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November2010.

[8]马振岗《中国的责任与“中国责任论”》，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

[9]ThomasJ.Christensen,“China’sRoleintheWorld:IsChinaaResponsibleStakeholder?”，inTheU.S 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August3,2006.

[10]周世俭、王丽军《“中国责任论”是“糖衣炮弹”》，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2/09/content_5718282.htm.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