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周新城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①]划清重大原则是非的界限，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划清重大原则是非的界限，关键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力取决于指导思想。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自身必须用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这个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党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从而实现先锋战士的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党才有可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从而才有可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②]而没有正确理论的武装，就像列宁警告的那样，党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③]苏联共产党被解散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一套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按照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改造党，共产党就迅速由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按照这一理论来改造社会，社会就迅速由社会主义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按照这一理论来处理政治斗争，共产党在敌对势力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最后拱手让出政权，落得个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悲惨结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表明，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情况，指导实践，党就能够发展壮大，无往而不胜；相反，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党内占了主流地位，这个党必然四分五裂，其后果，轻者改变性质，力量大大削弱，重者遭到解散，亡党亡国。这类事例，屡见不鲜，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行改革开放，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潮的大环境下，我国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键是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们既没有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④]这一原则，也完全适用于党的其他历史时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反映，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早就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决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过时，或者会由于国情不同而有的部分适用、有的部分不适用。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就是邓小平说的“老祖宗不能丢”。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证。

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是不断发展的。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时代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环境提出的新问题，得出新的结论，指导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本国化，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飞跃。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理论形态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个性是共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没有脱离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也没有失去共性的个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这是共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运用，因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体现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脱离了实践，这些基本原理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独立存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今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科学，它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中发展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⑤]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曾经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晚年还系统地批判了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这些斗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肃清了各种错误观点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影响。十九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历史。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也是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的。就拿改革开放这30年历史来说吧。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谁也否定不了。回顾这30年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波澜广阔的改革开放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中国化的新的飞跃。这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条件，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严重干扰了改革开放。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失误，除了经验不足外，主要也是由于这些错误思潮的干扰所造成的。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以便排除干扰，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果概括起来，有两股性质不同的思潮。一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思潮，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学等等。这股思潮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要求“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成立“儒学院”，由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来治理中国。这套主张虽然由于得到国外某些人的支持而嚣张一时，然而听起来十分荒唐，透着一股封建僵尸的臭味，很难得到群众的响应。一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邓小平把它们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国竭力宣传和推行的思想，主要的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干扰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贯穿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要搞70年，因为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我国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正因为这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项任务，明确地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章》的“总纲”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⑥]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列入党的总纲，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我们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每一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和执行的基本原则。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从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情况看，这股思潮大体上有这样几种表现形式：在经济学领域主要形式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主要形式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价值观领域主要形式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历史学领域则主要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近年来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相当大影响的思潮，在有的地方几乎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马克思主义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观点是，第一，鼓吹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即所谓的“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是与人的自私本性相适应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永恒的，而公有制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注定没有效率，因而改革必须实行私有化。这种抽象的人性论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自私自利是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观念，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历史的起点。自私观念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它不是人的亘古不变的本性。但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影响下，我国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私有化现象，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遭到削弱。第二，主张市场经济万能论，迷信市场的自发作用，否定国家调控职能，要求彻底抛弃计划这种手段。这是同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悖的。我们主张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体制，使市场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的机制，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要注意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万能论的影响下，我国某些地方放弃国家的调控，听任市场自发发挥作用，甚至一些公益领域也出现市场化倾向，提出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的口号，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低估。

在我国政治思想领域，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都受到了挑战。一些学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融合、相互交汇，未来世界是两种制度的“大混合经济”；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尤其反对暴力革命），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所谓的“宪政民主”，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调和；他们反对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主张把党改造成为“全民党”，实行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甚至建议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他们反对马克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他们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用“价值目标”界定社会主义来取代用“经济制度”界定社会主义；他们吹捧伯恩斯坦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攻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搞了所谓的“暴力社会主义”，而且“遭到了失败”；他们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是更好的模式，主张我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的文章甚至公开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歪曲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在一些重要刊物、重要论坛上频频出现，表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泛滥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⑦]这就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现，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党中央还明确提出，中国决不搞民主社会主义。这表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是一场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严肃的政治斗争。

最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另一种形式——所谓“普世价值”，在我国得到了蔓延。有的学者提出，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就是“普世价值”，在这些“普世价值”面前没有必要区分姓“资”姓“社”，中国不应强调特殊性而自外于这些普世价值。“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就是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有人还提出“解放思想应该有核心目标”，这个核心目标“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主张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跟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主流观念接轨。“普世价值”一度成为报刊上十分流行的概念。这就涉及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在价值观领域，是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贯彻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价值观领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应该指出，世界上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因为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利益不一样，对同一个事物的价值判断也是不一样的，价值始终是具体的，因人而异。在阶级社会里价值是具有阶级性的。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不过他们把它封为“普世”的，要求在中国推行这种价值，改造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些敌对势力炮制的颠覆我国政权的行动纲领，正是把这种“普世价值”作为理论依据，这恰好揭示了“普世价值”的实质。

在历史学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历史虚无主义。

近代以来，我国的历史，就其本质和主流而言，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国以后，我们又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段历史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光辉的篇章，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壮丽的一页。

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有人要求重新评价历史，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口号。他们指责中国选择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造成了“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了一部不断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革命只是一种“能量的消耗”，是一种单纯破坏的力量，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于是，革命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的说法甚嚣尘上，所有的革命者都遭到攻击和诬蔑。

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是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对建国以来我们党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土改、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建设、政治制度等等一一加以攻击，提出“从1949年以后都是错误”，“要树立这样一个绝对纬度，1949年是一种堕落”，“1949年之后，是不正当的，不自然正确的，是荒唐的”，因此，要“删除1949，恢复1911，要从一个根本尺度上抹掉”。他们得出结论：建国以来走的道路错了，“以俄为师”，共产党“完全按照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经济上垄断、政治上专制、意识形态上舆论一律的制度。”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要求“以英美为师”，“回到人类文明的正道”，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尽管说法不同，使用的词藻、具体观点也不大一样，但实质都是一样的，它们是一脉相通的。从政治目的来说，它们归根结底都要求我国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有的是以美国为榜样，有的是以西欧为榜样而已。它们在政治上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要求废除公有制的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上，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一句话，就是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从世界观来说，它们都是历史唯心主义，抽象的人性论都是它们的出发点。它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观念，当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然后由此推理出各种政治结论。在经济上，他们把私有制基础上产生自私思想当作人的本性，从而得出私有制永恒的结论，要求推行私有化；在政治上，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那种自由、民主、公平看作是“天赋人权”，是上帝赐予的东西，具有“普世性”，然后要求按照这些“普世”的价值来改造社会主义制度。

从历史观来看，他们都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的全部论点都是建立在否定党领导的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的基础上，进而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所以，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性质上是一样的，它们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充分表明，在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方面，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决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并在苗头一出现就予以抵制和批判，清除它们的影响，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发展的根本保证。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不是短期的任务，不是通过一次性教育就能够解决的。历史经验表明，批判了一种形式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育，划清了界限，但用不了太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会以另一种形式冒出来，又需要进行批判、教育，划清界线。随着形势的变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会不断变换花样。划清重大是非的界线这项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是因为，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主要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在一定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意识形态，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根源的。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整个时代的社会产物。”[⑧]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应该这样看。

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遏制我国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不会放弃。依仗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优势，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这种战略是由他们的帝国主义本质所决定的，决不会随着领导人的变更而发生改变，能够改变的只是这种战略的实现形式：当用军事的方式不能达到目的时，就采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以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我国进行渗透，这种态势将长期存在。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下，我国有的人完全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对待改革，照搬西方的理论、学说，竭力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毫不奇怪的。只要帝国主义不放弃“和平演变”战略，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不会消失。

从国内的情况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复杂得多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是符合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的，因而应该长期坚持。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必然带来多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为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辩护的理论。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当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在政治上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经济决定政治，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就有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土壤。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可以说，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得以产生的国际原因；我国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的存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得以产生的国内原因。而这些国际、国内的因素，在我国实现现代化以前将一直存在。只有我国经济上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威胁才会从根本上消除；也只有我国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的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才够格，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到那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赖以产生的土壤才会逐渐缩小以至消失。显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主要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将长期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换而已。

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关键在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每当一种形式的反马克主义思潮（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还是历史虚无主义）出现的时候，总有人认识不清，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迷惑，分辨不了是非。这反映了我们党内有的党员、甚至一些干部理论水平不高。为了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防止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蔓延，要提倡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党历来有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的恶劣环境下，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抽时间阅读经典著作。在党的七大上，他向全党推荐读五本书，说“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几遍或者看他一两句”。他说，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不读经典著作了，“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⑨]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规定了“干部必读”的十二本书，说“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而复杂，更应该多读一些经典著作，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现在，我们的干部文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只要认真对待，通读一些经典著作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毋庸讳言，一段时间里，这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风气淡薄了，借口反教条主义来否定读经典著作，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而迷信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理论，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这种风气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最大障碍。要养成浓厚的全党读书、尤其是读经典著作的氛围，多读书、读好书，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这样，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管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就能够看清它的本质，同它划清界限，并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善于运用这些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这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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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13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8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列宁全集》，第6卷，第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 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年第1期。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⑦]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⑧] 《列宁选集》，第2卷，第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7、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⑩]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