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多维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辛向阳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两个“三位一体”、一个“四位一体”和两个“五位一体”构成的“多维一体”：旗帜是道路、体系、制度的“三位一体”，总部署是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三位一体”，特色是实践、理论、民族、时代特色的“四位一体”，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要求是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五位一体”。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1](P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感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也是瑰丽多彩的伟大事业。这一伟大事业主体上由两个“三位一体”、一个“四位一体”和两个“五位一体”构成，即：旗帜的“三位一体”，总部署的“三位一体”、特色的“四位一体”、总布局的“五位一体”和总要求的“五位一体”。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道路、理论、制度的“三位一体”

党的十八大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联系。十八大报告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把基层创新不断上升为顶层设计，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解决新问题、新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使制度体系不断成熟、完善，又把制度所蕴含的优势转化为推动实践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我们的发展始终有制度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把正确的理论体系转化为制度化的形态，使理论以制度的方式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又把制度完善过程中提出来的问题转换为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使理论体系不断在回答新情况、新变化中得到更好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我们在推动实践发展时不能忘记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重要性，同样，在完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时也不能忘记实践的基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不是封闭僵化、传统保守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十八大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1](P10)这条道路深刻总结了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总结了世界各国实现发展进步的历史启示。

这条道路的发展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成为带给广大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生活的道路，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除了混乱，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不仅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还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这一制度体系不仅特色鲜明、富有效率，而且符合民意、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力量，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可靠保证。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体系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习近平总书记以精炼的话语概括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2]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部署是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三位一体”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P1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一论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含义：首先，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初级阶段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立足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解决这一矛盾是我们面临的根本任务；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尽一切可能为改革开放赢得和平发展的机会。这“三个没有变”是我们干工作、办实事的出发点。其次，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于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如果离开了初级阶段，五大建设都会走弯路或者邪路。再次，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于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有大约100年的历程。1956年到1978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阶段(人均GDP120美元到人均GDP200美元)，1978年到2000年是总体小康社会建设阶段(人均GDP200美元到人均GDP1000美元)，2000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人均GDP1000美元到人均GDP6000美元)；2020年到2050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人均GDP6000美元到人均GDP12000美元)。不管是人均GDP200美元还是10000美元，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后，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于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把初级阶段的意识牢牢扎根于我们的头脑中、心坎里。只有这样，我们做工作才不会出现或者少出现急躁冒进或者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论断要求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看做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牢牢抓好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2]

总任务的论断告诉我们，：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邓小平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由此走上了坦途。江泽民强调指出：“本世纪中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那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将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3](P399)

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三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总依据是完善总布局、实现总任务的根本依托，离开了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存在的根基；完善总布局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总任务，一个好的布局直接关系到总任务的实现；提出总任务为完善总布局提供了总的方向与战略目标，总布局是为完成总任务而确立的，离开总任务，总布局就没有什么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是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四位一体”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P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这一特点既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也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正舞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更好地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践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不是杂乱无章的人类活动的堆积，也不是无数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探索、遵循、运用客观规律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和运用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始终展现出一种理论的自觉与自信。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新论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被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对实事求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实事求是因而成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优秀传统文化被赋予科学社会主义的全新内涵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赋予儒家文化中的“小康”思想以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内涵，江泽民、胡锦涛赋予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鲜明的社会主义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无论是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民族精神还是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包含着丰富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强调把握时代主题，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强调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这四大特色之间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不会有其理论、民族和时代特色；理论特色是对实践、民族、时代特色的深刻总结与理性把握；民族特色赋予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以鲜明的民族优秀文化品格，使之植根于本民族的深厚土壤之中；时代特色是对实践、理论、民族特色的升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屹立于世界发展的潮头。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事业，是由小到大，由单一格局向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事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我们刚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还主要限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随着实践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就不可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政治建设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进入新世纪，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等成为改革开放发展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社会建设就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内在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就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福利、生活质量，就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

“五位一体”的思想告诉我们：五大建设之间是有普遍联系的，不能孤立地就经济建设谈经济建设、就政治建设谈政治建设、就文化建设谈文化建设、就社会建设谈社会建设、就生态文明建设谈生态文明建设。搞好经济建设，离不开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有了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就能够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行政基础；有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就能够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解决政治建设方面的问题，需要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有利于政治建设的开展，比如建设协商民主制度离不开中国人一直讲的“有事好商量”的传统；解决政治建设方面的问题，还需要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活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在为政治建设打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是处于不断丰富和发展之中的，它具有一种开放性。我们应当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完善“五位一体”的布局。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要求是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五位一体”

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中，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国家无论是在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还是在外贸实力、科技实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人民生活质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正确指引，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深厚基础，靠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1](P7)报告还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这些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及基本要求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

基本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本理论也就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指导思想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1](P7)这是历史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有了基本理论的指导，我们的发展就会始终有正确的方向。

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引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离“两个基本点”；既不偏离革开放，也不偏离四项基本原则。

基本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些目标和政策被党的十五大概括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准则。十五大报告对此有明确的阐述。这些要求就是我们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准则。

基本经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遵循历史揭示的根本原则。党的十六大把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归纳为十条：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十条基本经验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具有深刻含义，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原则。

基本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遵循的反映基本问题的规律性的认识。党的十八大把这些要求归纳为八条：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及基本要求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基本理论是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形成的理论指南，基本路线是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行动方向，基本纲领是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规范准则，基本经验是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要求的集中体现，基本要求是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科学表达，是规律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基本要求是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深刻总结6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是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2]这就把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之间的关系说清楚、讲明白了。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本身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历史的推进变得更加多姿多彩。我们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报，2012－11－19．

[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