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周新城

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自原始社会瓦解以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这是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纲领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宣言》的一切论述都是以此为基点的。这就点明了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纷繁而又不断更换的现象，似乎混沌一片，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扑朔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伟大动力，因而阶级斗争理论是了解和把握阶级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第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阶级社会的一切社会问题时，始终不能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因为“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41卷，第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版。）只要存在阶级，列宁的这一论断就不会过时。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崩溃。

正是通过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才能成为现实。许多世纪以来，人类早就幻想过消灭一切剥削的大同世界。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详细描绘过建立在合乎人的本性的、真正进步的原则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列宁选集》，第1卷，第6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不通过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同样，不通过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得到巩固。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切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是从抛弃阶级斗争理论，侈谈什么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等开始的。

正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并发挥领导作用的必要。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只有组织成为独立政党（这个政党是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政党对立的），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组织政党是为了“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有过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列宁选集》，第1卷，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之所以还需要有共产党的组织，还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国际国内依旧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谁胜谁负”的斗争仍未最终解决。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旦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消失了，世界实现了大同，作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共产党也将随之消亡。但这是未来的事。在目前客观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抛弃阶级斗争观念必然导致解散党组织、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政治论断。

正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产阶级私有制，必然遭到资产阶级殊死的反抗。只有用铁的手腕，打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以，马克思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把这一点作为他对阶级斗争理论加上的新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在另一种环境下，采取另一种形式继续着。只要阶级没有彻底消灭，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曾经预见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他们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力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列宁选集》，第3卷，6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是十分必要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从理论上讲，否认阶级斗争，必然顺理成章地得出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什么“全民民主”的结论。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占优势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就很容易遭到颠覆，难以继续存在。

正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我们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两种社会制度，是根本对立的，两者之间是一种取代关系。因此，自从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帝国主义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根本的战略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4国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武装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倾巢侵犯，战后美国的侵朝侵越战争，就是很好的例证。当军事方法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时，帝国主义就采用“和平演变”的方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正是他们“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方法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但消灭社会主义这一目的是不变的。当然，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帝国主义需要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接触、打交道、发展关系，但是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表白的，“全面接触、发展关系”是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产生影响”，“促进各种思想向社会主义国家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进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导致他们更多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一句话，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也必须有两手：一方面要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必须抵制和粉碎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在原则问题上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壮大社会主义经济，赢得对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便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看不到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不能清醒地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势必堕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陷阱，在外交上必然奉行投降主义政策。

只要存在阶级斗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是研究一切重大问题的不可缺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预见未来的走向，提出正确的对策。然而近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淡薄了，理论界几乎无人提起，好像这一原理过时了，不应该再讲了。有的人明明知道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性，但不敢触及，仿佛一提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有点犯忌。因而超阶级的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泛滥起来，甚至把“和合哲学”作为分析问题的指导思想，抹杀客观存在的矛盾和斗争。例如，只讲发展生产力，不问姓“社”姓“资”；只讲国内多种经济成分的合作，不讲它们之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只讲科学技术进步、知识经济等等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而不讲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的作用；只讲各种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不讲它们背后的阶级利益的驱动；只讲各国之间的对话、接触、经贸往来，不讲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如此等等。这种理论动向，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以他们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对阶级斗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有着十分明确而清醒的认识。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的大使马特洛克写的一本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就是一个证明。

马特洛克当然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他的这本书中有一个小标题叫做“阶级斗争与历史‘垃圾箱’”，这就表明了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厌恶。这是很自然的。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为了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学者还能够客观地观察阶级斗争现象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统治已经稳固，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产阶级学者的任务就只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进行辩护了，他们必然要公开抛弃以至攻击他们的前辈肯定的阶级斗争理论。承认阶级的存在，承认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来说是可怕的噩梦，因为这会启发、动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特洛克是懂得这一点的。

然而马特洛克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而在于他把是否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看作是判断苏联是否改变政治方向的标志。他提出，考验戈尔巴乔夫的，最重要的莫如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了。他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他进一步指出：“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因此，改变苏联国内政策的风险很大。”正因为这样，他密切注视着苏共内部有关阶级斗争理论的争论，哪怕是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也不放过。而且他通过外交活动，含蓄地表示：“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变得步履艰难。”（[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2页、第164页、第167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他公开支持像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这样一些主张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人。马特洛克明确表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所以，当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大发表讲话，宣布把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后，马特洛克放心了，因为他完全确认：戈尔巴乔夫已“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7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马特洛克的确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就从根本上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必然导致向资本主义演变。他准确地把握了阶级斗争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一看到戈尔巴乔夫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就预感到苏联很快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社会，即美国可以认可的社会，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再谈什么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所谓了，因为那已是别样的马克思主义了，这当然已是修正主义了。事实证明，马特洛克的这一预感的理论逻辑是对的。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斗争？还需要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大家知道，在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再存在了，社会主义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矛盾也消失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是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因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可能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了。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违反辩证法的，然而却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统治地位。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持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缺乏应有的警惕。

毛泽东运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罢了。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怎么估计阶级斗争的状况？毛泽东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探讨这些问题。尤其是在中苏十年论战中，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成为论战的焦点之一。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既有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也有严重的失误，导致人为的阶级斗争，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冷静地进行分析，既要对其中错误的东西引以为戒，又要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

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一论断，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人不理解，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内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然而我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苏东剧变则用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多么正确、多么具有预见性。

我们看一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那一段历史吧。那时，苏联的政局犹如万花筒一般，变化无常，政治性事件层出不穷，今天这里罢工，明天那里罢课，时不时又爆发流血冲突。政治组织不断产生，宣言满天飞，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在纷繁复杂的局面面前，人们不知所措。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从根本上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这就在复杂形势下看不清楚问题的实质了，也找不到对付复杂局面的正确方法。

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敌对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整个过程显示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全盘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做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工作，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第二步，敌对势力在广大党员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政治动乱，乘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最后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并酿成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夺取到的政权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

苏联演变的过程，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第一回合，敌对势力成立各种“非正式组织”，公开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第二回合，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同共产党相抗衡，敌对势力得寸进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党，实行多党制；第三回合，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敌对势力一步一步地夺取地方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第四回合，借“8ž19”事件失败之机，解散苏共，肢解苏联。从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资本主义复辟在苏联疆域内成为现实。

回顾苏联演变的过程，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是多么的猖獗，他们步步进逼，咄咄逼人，而苏联共产党在否定阶级斗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却是不断妥协，直至让出政权、自动解散。这一过程真是惊心动魄！

苏联政局的剧变表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远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预言，不幸而言中。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估计也有过于严重的一面，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这样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时，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理所当然地应该予以否定。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思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作科学的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

薄一波曾经指出：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无数事实表明，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敌对势力仍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尽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动乱，推翻社会主义的政权。近年来出现的《零八宪章》这一类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纲领，以及最近有人想把西亚非洲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引到我国来制造街头政治，就是一个证明。“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此外，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有所发展，处理不当，也会尖锐化。第二，由于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或几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发生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局面，而且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军事上乃至意识形态上处于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总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国内来。也许只有到了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拥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才会从根本上消除。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估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我们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以后，一方面，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把阶级斗争形势夸大了；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是科学的论断。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区分开来。“纲”是指党的中心工作。抓住中心工作，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这就叫“抓纲带目”。“纲”的确定，取决于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相应地党的中心工作也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时，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错误的。然而正如上面指出的，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有关的政治生活现象。

在经济学领域更应该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社会科学（除了少数学科如语言学、逻辑学等外）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利益，因而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问题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的。研究对象的特点客观地决定了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这一点，经济学研究尤为明显。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对此，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家也是承认的。例如，凯恩斯就公开说过：“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凯恩斯：《劝说集》，第244—2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索洛明确指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是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索洛：《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载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第11页，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年版。）索洛这一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只想补充两点：第一，他说“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阶级性、意识形态性，这是不大准确的，因为有少数社会科学学科如语言学、逻辑学的研究与阶级利益无关；第二，索洛是经济学家，他说的这一段话，更应该适用于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涉及人的经济利益及其矛盾和冲突，因而阶级性更为明显。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材料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人们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总是从一定阶级的利益出发，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这一点，任何人都回避不了，不管研究者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否承认这一点。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所谓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经济学研究从来也没有存在过。这种情况决定了研究经济学问题的人，总是在反映一定阶级根本利益和要求的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的。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不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就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正如列宁所说的：“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列宁全集》，第6卷，第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话的，是为他们的利益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去追求什么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纯客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去探索真理，而不能站在少数剥削者一边去思考问题。“屁股指挥脑袋”，立场错了，一切皆错，这个基本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毛泽东特别强调立场问题。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恰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泛滥，所以他多处批判了赫鲁晓夫屈服帝国主义压力、迎合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卑劣行径。他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95、9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8年版）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分析说：“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谈到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是“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9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8年版）这些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的话，发人深省。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标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打着不偏不倚地研究的旗号，实际上在国内不替工人农民说话，专为资本家歌功颂德；在国际上不替第三世界说话，专为美国帝国主义高唱赞歌。这种现象应该认真反思了。

经常有人把经济学研究的阶级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仿佛一讲阶级立场，研究工作就没有科学性了，就得不出符合真理的结论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问题在于，研究者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当某个阶级的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相一致的时候，这个阶级的代表就有可能把阶级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反之，阶级性就与科学性相矛盾，就得不出真理性的认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这时资产阶级学者（例如古典经济学家）还能够透过现象寻找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但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资产阶级学者的任务就不再是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进行辩护了，这时阶级的利益与科学的认识发生了冲突，资产阶级学者（庸俗经济学者）就坚持阶级性而牺牲科学性。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未来。工人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把阶级性与科学性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才能得出真理性的结论。

在目前条件下，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是：鼓吹不偏不倚的超阶级研究的人，往往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绝大多数西方的经济学学者是不承认阶级性的，然而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得出的结论都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我们举西方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为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都标榜自己那套主张是反映了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真理。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以“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国家和俄罗斯、东欧各国推行的实践表明，它不过是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拉入自己所控制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工具，是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这些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纷纷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大幅下降、政局动荡、出现全面的社会危机这样的困境，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则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大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却对这股思潮的阶级实质故意缄默不提，隐瞒了自己的阶级立场。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不同的阶级立场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例如同样是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出发，必然着眼于如何搞好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以便毫不动摇地坚持和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和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就要客观地分析国有企业面临困境的原因，科学地制订摆脱困境、促进国有经济发展的对策。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对国有经济怎么看都不顺眼，非予以消灭之不可。于是各种私有化理论就出来了，诸如：鼓吹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违反了人的本性，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顺应理性经济人的要求，实行私有化；在产权问题上，强调只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产权才是明晰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必须量化到个人，主张“一卖了之”；在市场经济问题上，认为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在经营领域问题上，要求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经济只能搞一些不赚钱的或者亏本的公共设施；如此等等。总之，说来说去，“绕不开一个私有化”。两种理论、两种结论，论者都言之凿凿，令人莫衷一是。其实，只要透过种种华丽词藻看到背后的立场，是非也就昭然若揭了。

谈到分配问题，我们也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工人、农民一边，为他们谋利益。应该重视研究劳动所得。正确对待和保障劳动所得，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处理分配问题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劳动创造世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然而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倾向，一谈到分配问题，就强调保护非劳动收入，要求增加财产性收入，似乎分配问题主要是保障非劳动收入。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相应地，在分配领域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因此，一定范围内的非劳动收入是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也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非劳动收入终究只是分配的非主要部分。在分配领域，劳动所得才是主要的。因此，研究分配问题的重点应放在劳动所得上。还出现过一种奇怪的现象：资本家偷税漏税、依法受到处理时，马上就有“著名”经济学家来替资本家说话，要求“赦免原罪”；但当资本家大量拖欠民工工资时，却没有见到有哪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站出来替农民工说话。事情就像索洛说的那样：提出什么问题，不提出什么问题，本身就反映了阶级立场，更不用说得出的结论了。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的种种争论，我们深切地感到，经济学研究更应该注意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