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赋予哲学界的神圣使命。2021年，我国哲学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现实关切引导理论研究与创新，在各主要学科领域均取得新进展。
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哲学探索经验及其成果
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哲学界以此为契机，系统总结了党百年哲学探索的基本经验及其重大成果。学界一致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与关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恪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使其中国特色更加鲜明、中国主题更加突出，更适合于解决中国问题。
首先，中国共产党百年哲学探索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始终坚持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中华认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历史进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汪信砚提出，在新征程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其次，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智慧。王庆丰提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思维方式转换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发展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思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赵剑英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丰富哲学智慧主要包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使党永葆生机活力；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决定作用与历史人物特殊作用之间的关系；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内在动力和实践理路等相关研究。吴晓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在于，除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或原理能够深入于社会—历史的现实，并在这种深入中得到全面的具体化，否则它就立即丧失其生命线而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而这样一种经由社会—历史之现实而来的具体化，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说，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刘同舫提出，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特质既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来源，也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动力；中国现实问题的转换及其解决的客观要求是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实践动力。陈加飞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辩证法智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政党主导与人民主体相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论自觉。
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实践创造，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辛鸣提出，需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文明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好就好在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同向共进，让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沃土，让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新时代光辉。颜晓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明了正确方向。
现代化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时代课题。杨学功认为，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经过一百多年为现代化而持续探索和奋斗的过程，中国已经走过了“西天取经”的阶段，开启了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这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韩震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是在知识生产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越是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中国应该抓住新形态知识转换的历史时机迎头赶上，力争再次成为世界创新国家。欧阳康认为，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以全新形态进入当代人类文明体系，展示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
深度揭示百年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逻辑和世界意义，是时代的使命。任平、吴建厂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即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它不仅在新的规律性趋势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也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化道路，而且以中国方案开辟了人类文明新路向。唐爱军提出，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需要上升到唯物史观高度。它遵循了整体性文明逻辑，构建和蕴含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冯俊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同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发展变化的不同描述维度，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21年，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研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展现新时代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资源，在文明交融互鉴视域中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张志强提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深厚土壤之上，我们需要立足当代实践，以体用一如、综合融通、古今贯通、守正创新的态度，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发出凝聚中华文明价值和中华民族力量，回应人类共同命运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罗传芳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只有与传统中已经萌发的具有现代文化意蕴的思想精神结合，才能让现代文明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积极融入世界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能动性选择。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思考促使人们聚焦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中国当代哲学，思考哲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俞宣孟提出，摒弃传统“学案”，转向“哲学史”，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要求，更蕴含着学术观念的更新。在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中，呈现出了探寻哲学原初起点的课题。这种探寻不仅有助于论证中国哲学之为哲学，也有助于哲学本身通过观念的更新在我们的时代得到新的发展。李河认为，对“哲学”概念可以从单数形式语词和复数形式语词两个角度来加以解读。其中，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金岳霖问题”刻画了后发国家学界普遍面临的“两难处境”。它在哲学领域就体现为“‘中国哲学’VS‘哲学在中国’”之争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国有哲学吗”这类质疑。人们无论选择哪一方答案，都会面临一种吊诡的处境：赞成它的理由与反对它的理由同样有力。这种处境造成部分学者或偏执一端、或无所适从的学术心理。
哲学研究要深入理解和阐释中华文明，首先要有大历史观，注重从“理”字下功夫，深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层面研究，用心揣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入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可行路径。譬如，儒墨两大学派之间的学理关系，以及如何将二者融会贯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2021年，中国学者从仁爱与兼爱异同论出发分析儒墨的相通与互补，从“儒墨不相用”到“儒墨必相用”，肯定墨子是孔孟之间的重要环节，强调儒墨会通对于中西会通的借鉴价值。
写好当代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学科体系的现代化内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中。中国哲学研究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陈卫平提出，写好中国当代哲学史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基础。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共同理论品格是：在理论立场上，坚守马克思主义与以创造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在理论资源上，马、中、西相会通；在理论构造上，哲学与哲学史相交融。陈来提出，“中国哲学史”本质上是东亚文明和东亚国家在教育和文化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学科。哲学这个概念不应该被认定为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该是世界多元文化中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柴文华认为，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亦具有现实合理性。当下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似乎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毫无意义。对于这种观点不能完全认同。
让哲学讲汉语
如上所述，中国学界曾出现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这场争论既代表了人们对哲学的不同定义，又表达了中国人渴望让哲学讲汉语的心声。程乐松提出，就以中国生活经验为内容的哲学活动而言，哲学的普遍性、中国思想的特殊性、汉语表达的独特性共同构成了一种持久的理论张力。从文化主体性出发，要避免将哲学的普遍性错置为西方性，也不能将规范性理解为具体的审查规则。赵敦华提出，20世纪伊始，哲学在中国开启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历程。这个转型包括三个趋势，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处境化。
当“以西释中”和“以中释中”两种常见策略都已不足以改变中国哲学研究面临的困境时，中国学者们已经触摸到“汉语世界”的一些本原性哲学问题。譬如，孙向晨认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汉语哲学”这个概念，“汉语哲学”在发展中正形成自己的范式与概念，这些哲学问题的提出与表达直接涉及汉语世界的精神结构、汉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特质与规律。
中国学者提出的“汉语哲学”，意在避免国别性，而强调哲学的普遍关切。对于共同的普遍关切，不同的语言世界会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加以回应。那么“汉语哲学”的特质如何得以呈现？与西方哲学的思考有哪些不同？在本体论框架下有哪些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在哲学层面上加以探究。
为此，我们对汉语哲学充满期待，汉语哲学应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去解答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汉语哲学应该提供源自我们的时代并超越我们的时代、充满真善美的公共思想产品；让哲学讲汉语应该是几代中国哲人为之奋斗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已然照进现实。
文化自信与经学研究热
经学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由文化自信开启的文明自觉，迫切需要一种立足中国道路实践的知识体系，而回归中国传统“经学”则似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赵汀阳认为，经学具有无穷复制性和自身强化能力，一旦解释学或经学被作为普遍方法而垄断了知识生产力，思想就失去外源性而转为内向性，文化就失去生长能力而形成文化自闭症。正是经学传统和心学传统对学术的轮流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思想丧失了对本源性问题的关注，进而导致理论性的退化。面对经学能否承担起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之任务这一问题，吴飞提出，哲学确实应该讨论本源问题，但本源问题并非就是逻辑—语言的本源问题，而应该是生活经验的本源问题。在王中江等人看来，经学为哲学提供了根基与土壤，而哲学则标示经学研究的高度与深度。脱离了经学的中国哲学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离开了哲学的经典研究也将丧失理论和方法的武器。
对于当下的经学研究热，也存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杨国荣认为，从现实层面看，今天的思想使命不是简单地复兴、回归经学，而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传统经学，并将其引向更广意义上的经典之学。杨庆存等人也认为，21世纪的“新经学”研究应立足于从传统文化中深入发掘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在完善和重构经学框架、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传播体系诸方面下功夫。
阐释学研究热度不减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首先必须在解决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元问题上有新的见解和进步。
张江主张，阐释是有对象的。对象是确定的。背离确定对象，阐释的合法性即被消解。坚持阐释对象的确定性，坚持阐释学意义上的整体性追求，对阐释动机的盲目展开以有效的理性约束，是实现正当及合理阐释的根本之道。坚持从现象本身出发，坚持阐释的整体性观点，坚持阐释的多重多向循环，是合理规范阐释强制性的有效方式。李春青认为，阐释对象的确定性主张没有问题，但不能把这种确定性理解为意义的唯一性，它还包括文字背后隐含的丰富意蕴。朱立元对强调阐释对象的确定性表示赞同，但他认为还应当增补“同情”（同情、理解他人）作为自我的另一种本性、本能和公共阐释的基本心理基础。
洪汉鼎提出，阐释是当代哲学诠释学最核心的概念，其本质为文本与阐释者之间发生的共时性而非同时性的意义生发和效果历史事件。陶东风认为，阐释是一种基于语言公共符码的公共交往行为。“强制阐释”的核心是强制，它是通过权力强行推行的一种牵强阐释。刘成纪认为，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奠基于《周易》的象思维。中国传统阐释学之所以生生不已，充满活力，原因就在于以象思维建构的文本具有意义的开放性。
心灵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首先，关于传统心灵哲学问题，如自我或人格同一性问题和他心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费多益认为，放弃传统的时刻同一性确认思路，重新表述对持存问题的设问，进而尝试从语言角度探讨理解同一性的途径，有望走出个人同一性问题的困局。宫睿提出，虽然叙事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人格同一性理论，打破了意识观点与生物观点僵持的局面，颇令人瞩目，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困难。叙事主义并不有利于人格同一性的构成。高新民等人主张，西方的人格同一性研究尽管很发达，但还是能看到其中存在着成果数量多而发展质量相对不高的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充分吸收多个学科的成果，在本领域发出有中国气派声音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崔中良和王慧莉认为，近年来研究他心问题的具身模拟论有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和困境。沈学君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解答传统的他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陈巍提出，作为表达统一体的心灵为感知他心提供了直接的通道。
其次，心灵哲学前沿问题尤其是意识与无意识问题研究持续推进。倪梁康提出，如果意识现象学不满足于“有意识的心灵”或“现象学的心灵”的研究，想探讨包括无意识的机能或权能在内的全部心灵生活领域，那么它就必须与机能心理学合作，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全部心灵生活的现象学。赵泽林提出，意识并不是某种局部物理机制所呈现的现象，而是一种脑、身、环境等各种要素系统作用的产物。不同意识状态“内部”各层、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哲学阐释正在成为意识研究的关键问题。居飞认为，精神分析虽借助无意识概念质疑了古典哲学的某些观念，却更多继承并发展了笛卡尔以来的主体论，因此也碰到了前者内在的某些困难。
科学技术哲学面向现实与时代挑战
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发展态势良好。当前，科技发展越发呼唤哲学的登场，而科学技术哲学也在不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段伟文认为，科技哲学应该为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神经科技等科技发展提供全新的价值体系，更应为人类实现科技时代的文明跃迁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和智慧。黎德扬认为，科学与哲学的结盟是科学与哲学自身的内在需要和生长的必要环节。
不少学者对前沿科技有关问题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逐渐秉持更务实的态度，为有关各方提供了更切实的学术供给。而且，在科学技术哲学发挥其应有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积极践行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并碰撞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成果。王天恩认为，在信息文明时代，无论思维异化还是思维异化的扬弃及其意义，都得到空前彰显。李建会认为，在智能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中，会因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或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而导致伦理难题。
科技向善，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李伦等人提出，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新兴技术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伦理风险。如何有效解决科技伦理问题，防范科技伦理风险，保障科技创新健康发展，已成为科技伦理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科技伦理治理法制化对于克服科技领域存在的伦理问题、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人类增强、数字化等领域的有关问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孙伟平认为，我们要建构一种新型的人机协作、人机和谐的伦理新秩序。杨庆峰认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必须防止对人工智能的过度想象，防止人工智能神话的出现。肖峰认为，在脑机接口带来的身体革命效应中，需要处理好治疗与增强的关系，在追求更满意的身体与避免身体改造的风险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王国豫和梅宏认为，塑造数字化世界的伦理秩序，需要提升数字化时代公众的数字化素养和能力。
此外，在过去的一年中，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中很多经典问题的研究都在稳步推进，涌现出大量成果。不仅脑与认知科学、生命科学技术、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为学界所关注；同时，学界在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知识论、科学方法论、科学传播、科学文化、科技政策等领域，也产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未来可期的中国伦理学
中国伦理学研究不仅持续关注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等领域各情境的发生与发展，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国伦理学的理论和表述比之过往已呈现出更为强烈的现实关切和更为深刻的认知愿景。
首先，政党伦理研究凸显中国共产党的伦理思想与伦理智慧。刘武根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政治伦理建设，紧紧围绕执掌国家权力“何以必要”“何以可能”这一政治伦理建设的主题主线。戴木才、彭隆辉认为，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首要政治伦理关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即党群关系问题。晏辉提出，构建能治与善治的政治伦理基础正是将好的国家治理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根本道路。
其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注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反思与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础上，阐释与构建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付长珍认为，伦理学学说经历了从“新道德论”到“道德革命说”和“道德科学说”，再到“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说”的理论转型。冯契的“智慧说”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再次，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学研究，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学阐释与伦理实践路径，探讨何以为全人类的和谐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刘利乐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合作共赢、民主共商、权责共担、和平共生四个伦理原则。袁航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历史的重要一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使共同体的伦理关怀由抽象的个人转向全人类，为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启发性方案。余达淮、伍丽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世界历史的前进过程中逐渐取代狭隘的民族和区域意识，成为实现人的和谐、自由、整体性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此外，生态伦理注重绿色发展、“两山”理论、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现实问题的伦理学基础与伦理治理路径的研究，思考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何以向纵深推进。教育伦理方向注重立德树人与师德师风建设的伦理学基础与实践路径等问题的研究，意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反思与展望
回顾2021年哲学学科的研究，虽然之于更广大意义上的时代性对话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和表述尚未凸显出掷地有声、具有引领性的思想力量，然而比之过往已呈现出更为强烈的认知渴望和更为深刻的发展愿景。思想传承与理论创造是一场比拼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长期过程。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哲学界要准确认识思想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的重要特征，加强“大历史观”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与原创性、统一性与融合性研究，塑造整体的、统一的中国思想观。这是中国当代哲学参与国际学术竞争的重要基础。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其一，如何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进一步学理化、系统化，为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进程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是哲学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其二，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时代问题，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唯一途径。其三，对哲学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的再反思，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其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成为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国与世界”的语境下思考中国思想，将为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助力。其五，在国家重大战略与社会重大需求的哲学研究方面，应在实践交叉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借由知识体系与认知进路的延展而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性价值的中国哲学体系。
总而言之，在新的一年，我国哲学研究应立足当下的中国与世界，立足学科发展前沿，在提出和回答时代问题的同时，进行更具创见性以及全球视野的自我更新，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理支撑，进一步彰显学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的伟大力量。
（执笔：伍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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