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贡献

赵可金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所有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共同任务。相较而言，作为现代化的引领者，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一个体系，虽然大致经历了国家建设—民主化—福利化的类似进程，但亦各有特色。自二战结束以来，一大批亚非拉民族国家赢得政治独立，为阻止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转向社会主义阵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被“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所主导，尤其是美国热衷于建立一种有吸引力的非共产主义发展模式，用来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化理论成为主导范式。这一范式认为，所有不发达社会的根源是“内部障碍”，因此，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应采取与欧美发达国家大致相似的路径来实现现代化，走向多元化的民主和公民社会，在世界各地推广所谓“现代化=西方化”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

然而，二战后一些崇尚西方现代化道路和理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目标，反而陷入经济危机、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和社会不稳定的泥淖。尤其是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动摇了关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必然性和期望值的信念。20世纪70年代开始，依附理论、法团主义、官僚权威理论以及自主化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在世界各地出现了亚洲价值观、东亚发展型国家理论、印度发展理论、非洲发展理论、拉美发展理论和伊斯兰发展理论，很多地方开始出现自行其是的局面，内生性发展理论非常流行。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史观就是破除西方中心论的重要例证。在罗荣渠看来，应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为立足点,认识到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宏观地架构起“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上除亚洲“四小龙”国家、中东产油国、“南美ABC”（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少数新兴市场国家凭借资源优势和起步早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反而与世界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越来越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致力于探索自身现代化的道路。1964年12月2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中国一直没有放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明确将推动现代化建设作为奋斗目标，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经过几十年的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作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立的前提下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是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原创性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成果，它不仅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对于一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也都具有宝贵的实践借鉴意义。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方法论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全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走向政治独立。在美苏冷战对峙的两极格局下，实现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谋求发展，开启了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归结起来，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探索方面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理论成果。一是经典现代化理论。二战后，在欧美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强调以西方经验为参照系，以对西方国家自身发展道路和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作为基本学术资源和认知框架，确立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比如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发展理论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引领了现代化理论研究路线。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因此，要想实现现代化，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可行，故形成了西方化的现代化方案。二是依附理论。针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存在的弊端，以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为研究主体的学者认为，西方化过程实际上是不发达国家被纳入不平等的“中心—外围”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化过程，它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化与非西方国家的不发达化的根源。比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ônio Dos Santos）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学者坚决反对现代化理论的“西化”模式，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果断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脱钩。三是世界体系理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创造性地融合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把每个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都看作是世界体系内部的资本积累过程。资本积累过程的结果是“经济剩余”不断地从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向西方中心国家转移，以致后者越来越发达，前者越来越不发达，这是世界体系总体规律的必然结果，要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须突破这一世界体系。

然而，无论是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还是世界体系理论，都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找到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特别是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美国倡导“华盛顿共识”的激励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整个世界经济总量在取得巨大飞跃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不平等、社会分化和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等风险挑战一波波地冲击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世界各国普遍呼吁推进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无论是经典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哲学方法论上都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缺陷，那就是没有坚持正确历史观和大历史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所以走得通、走得好，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坚持以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确立了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时空方位，找到了推动现代化的强大物质力量，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唯物史观，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全人类共同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均坚持唯心史观，认为现代化要么是所谓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现代化，要么是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的批判上，没有深入到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现代化的动力，导致最终无法找到推动现代化的强大物质力量。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持有的根本世界观，认为决定现代化的最终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从唯物史观出发，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而言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不仅事关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飞跃问题，也关乎中国14亿人口整体迈入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飞跃问题；不仅是中国自身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和全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的世界问题。基于唯物史观的世界观，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统一，是中国人民现代化和全人类共同现代化的统一。中国脱胎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社会，缺乏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承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力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都很不充分；中国的现代化缺乏强大先进社会力量的领导，不得不受制于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和资本力量。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建立由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现代化政党，通过强大政党组织力量整合国内外一切积极力量，共同组成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强大物质力量，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政党领导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人类共同现代化的统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方针。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大历史观，将现代化理解为在时间维度上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现代化，在空间维度上从本土走向世界的全球化，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统一。经典现代化理论片面地将现代化理解为一个时间问题，将阻碍现代化的因素归结为国家历史上存在的“内部障碍”，将现代化归结为告别传统、走向西方的“西方化”过程，机械照搬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将外部经验和本土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和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仅仅将现代化理解为一个空间问题，将阻碍现代化的因素归结为国家面临的“外部障碍”，将现代化归结为与世界脱钩、关起门来搞现代化的“进口替代”或者“出口替代”发展战略，受制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狭小国内市场，最终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等路径闭锁的现代化困境。唯物史观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础上，也强调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历史辩证法，认为包括政治、文化、思想以及自然等在内的各方面因素对现代化都有重要作用，必须联系历史、有选择地继承并发展历史来观察和分析现代化问题，实事求是地、历史地分析现代化问题。基于历史辩证法，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本土与全球的二元分化、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化、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分化、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分化等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强调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相结合的大历史观角度把握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解成为守正创新的现代化和胸怀天下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时间维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守正创新的现代化，必须是扎根中国大地的现代化，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代化。从空间维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胸怀天下的现代化、从本土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将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结合起来，实现中国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国，守正创新，推进了大国现代化理论、大党现代化理论和全人类共同现代化理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国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

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解决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问题。从托马斯·孟（Thomas Mun）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和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长就一直是政治经济学为之奋斗的核心问题。从18世纪到19世纪，无论是被誉为“古典经济学之父”“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及其强调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分工理论，还是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国家主导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仅仅都只解决了数百万人和数千万规模人口的国家现代化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及其学生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完整的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为解决几亿人规模人口的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但也仅仅实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定的43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人口总规模10亿左右。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整个世界人口已被卷入共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到2022年，世界人口规模达到80亿，仍然有近70亿人口没有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几十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难题。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解决十几亿人口规模的国家现代化，需要在大国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上做出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需要理论并且一定能够产生出新理论的伟大工程，需要在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格局以及发展战略等各个领域进行理论创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明确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它对于解决整个世界几十亿人口规模的国家共同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借鉴意义。

（二）大党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

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在现代化社会阶级基础上建立现代化政党，为推动现代化提供强大政治动力。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主要是先进阶级引领的现代化。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引领的现代化，还是苏联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引领的现代化，都是依赖于先进阶级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最初在其宪法、法律和政治制度中并没有明确政党的合法地位，但在议会斗争和普遍选举中，现代化的政党应运而生，对于整合复杂多样的社会利益、领导国家治理、培养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中国作为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是一个以小农为人口主体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像近代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出现强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既缺乏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先进资产阶级，也缺乏领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强大无产阶级，中国现代化缺乏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先进阶级。如何建立一个由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团结和领导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共同汇聚成为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强大政治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近代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长期探索，做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反复比较各种救国方案后，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并且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两部曲。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从“以苏为鉴”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做出明确判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此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不断丰富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多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找到的一条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始终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建设，先后提出了人民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两个破解中国历史周期规律的答案，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这条主题主线，形成了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志着大党现代化理论的创新，不仅是对世界政党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贡献。

（三）共同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

实现国家现代化是全人类现代化面临的共同课题，要求找到实现所有国家和全人类共同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方案。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核心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一切发展始终以代表资本需求、满足资本需要、实现资本利益为核心，实现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飞跃，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社会分化、文化冲突和生态恶化后果。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进一步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鸿沟”的扩大，从早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当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片面的现代化，只能解决少数国家和一部分人口的现代化，无法解决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共同现代化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所有国家和全人类共同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统一。一切现代化归根到底都是人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更强调器物层面的工业化和制度层面的民主化，是一种强调个体本位的现代化。相比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纯粹工业化和民主化，更重视利益现代化、价值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强调集体本位的现代化、共同体的现代化和全人类的现代化，是人民的现代化、民族的现代化和人类的现代化相统一的共同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促现代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是以全人类共同现代化为愿景的共同现代化，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贡献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从自身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现代化理论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与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土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逻辑必须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大逻辑中，从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根深蒂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从物质生产力来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就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现代化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是一个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世界。“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在马克思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基础上，列宁针对生产和资本集中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的贡献在于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引发的复杂社会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同时，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认为在苏维埃国家内，“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此种资本主义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与调节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与魂。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代化理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基础上，致力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列宁的现代化理论则是坚持以政党为中心，在批判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扩张造成的战争和革命基础上，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开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上，在批判近代以来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导致的众多困境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落脚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只有将其置于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置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坐标系中，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内涵。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数千年内确立了经世济民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内，经济被理解成为公共事务，与古希腊色诺芬将经济界定为家庭事务截然不同。陈岱孙先生指出，经济者，经世济民也。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以管仲、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等为代表的经济思想家形成了以轻重理论、九府理论和田赋理论等为基础理论的中央集权政府经济学，确立了经世济民的经济思想，充满着经世致用的朝廷经济学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它更关注朝廷的收入和支出，涵盖了田赋、徭役、盐铁、河道和山川林泽等诸多公共经济事务，反而对私人经济事务关注不多，大量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根本上是政府经济学甚至是财政学思想。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即皇权至上与经世济民的矛盾。自秦汉以降，中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一元化的皇权统治下，形成了以三公九卿和三省六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的制衡性分权体系，而是一种决策—执行—监督的流程性分工体系，前者的权力来源是多元化的分权，核心是分权制衡，而后者的权力来源是一元化的分工，核心是皇权至上，两者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在经济制度上，中国确立了分民而不分土的社稷制度，所有的土地和财富都属于皇权和中央朝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朝廷设立郡县只不过是代天牧民，土地国有，分民而治，皇权不下县，乡里则为乡绅所主导。长期以来，代表皇权至上、皇帝和代表经世济民的丞相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从张居正一条鞭法到康梁戊戌维新，几千年的朝代更替和起伏兴衰始终走不出皇权与相权的角力循环，主导着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盛衰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基本原理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必要前提，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任务，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经世济民的朝廷经济学，核心仍然是追求皇权至上的天下为私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则赋予经世济民思想以本质性的改造，实现了天下为私的政治经济学向天下为公的政治经济学的飞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胸怀天下和天下为公，追求人民共同富裕和全球共同发展，是一种天下为公的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经世济民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对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批判，并与西方政治经济学交流和对话的产物，突破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只有将其放在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比较框架中，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中，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

西方经济学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价格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等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尽管西方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亚当·斯密被公认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但西方经济思想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东方基因。在亚当·斯密之前，欧洲主流的经济思想如法国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等的重农主义思想和托马斯·孟的重商主义思想，均受到来自古代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印度古典经济思想和阿拉伯古典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更强调土地经济、财政经济思想和管制贸易思想。18世纪后，以亚当·斯密、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家们开创了以劳动分工、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后来，经过剑桥大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数理化改造形成了微观经济学，经过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形成了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逐步确立了以资本为中心、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实现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在强大国力的驱动下，西方发达国家走上了资本竞争、殖民扩张和霸权对抗之路，将整个世界拖入了经济危机、世界大战和冷战对峙的泥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理念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实现了欧美资本主义20年的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的冲击，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经济全球化、欧洲区域一体化等议题受到主流理论高度重视，引发了对不同亚发展模式的关注。尽管欧美发达国家在一些具体模式上存在差异，但总体上仍然坚持“华盛顿共识”，甚至认为这一共识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积极向其他国家输出基于这一共识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许多严重问题。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一般采取了激进式的转轨，也被称为“休克疗法”，希望实现资本主义市场化转型。然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顺利，而是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期。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发生后，西方经济学主导的欧美现代化模式也陷入了新的困境。

中国式现代化批判以西方为中心和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奉行互利开放战略，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国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现代化之路，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激进转型之路，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要么强调全盘西化要么强调脱钩封闭的现代化道路，而是确立了坚持独立自主与积极扩大开放相结合的渐进改革之路，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既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维护国际和平，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开创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政治经济学。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力也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五、结论与思考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自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世界各地虽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各有特色，但走向现代化的趋势和规律是共通的。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巨大飞跃，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极化、社会失范、文化失序、生态失衡等系列问题。相比之下，尽管二战后获得政治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的做法，提出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等，但除东亚、中东和拉美等少数国家凭借资源优势和起步较早的有利条件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既保持独立自主又实现现代化的成功道路。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从自身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西方现代化强调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而伴随政治不稳定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也实现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主要原因是确立了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本土与全球的二元分化、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化、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分化、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分化等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推进了党的领导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全人类共同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展望未来，推进大国现代化、大党现代化和全人类共同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应倡导对比但不对立、对话但不对抗、竞争但不战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话融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一步开辟全人类共同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作者简介：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