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群众史观阐释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群众史观阐释

马秋丽 杨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学术界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解释新时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道路新答案，或致力于探寻“两个答案”的生成逻辑以及相互关系。进行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研究，关键是强化唯物史观在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研究中的贯彻运用。以群众史观为视角和基本立场，揭示造成历史周期率的深层原因，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通过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利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定“四个自信”，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历史周期率何以形成

从“窑洞对”的内容可以看出，“历史周期率”的要义是指很多政权“由好变坏”“从兴到衰”“由存到亡”等退行性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说，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本质是避免自身蜕变带来的政权倾覆，进而实现长期执政。

阐明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在机理，需要我们首先透过历史表面现象把握政权周期性倾覆的深层原因。黄炎培曾列举历史周期率形成的原因，包括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等，他的分析“可以说揭示了周期率发生的个案原因或部分原因，但显然还不是其最根本和最深层的原因”。我国古代思想家也有不少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见解，但多从唯心史观出发，将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气数”或“天意”。“唯物史观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解释，是认识历史周期率，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武器”，探寻政权周期性倾覆的深层原因，应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

依据群众史观，“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也就是说，物质利益是人的根本需要，是人们行动的直接动机，“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提高，产品交换和社会分工也随之不断扩大，进而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私有制，产生了阶级。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镇压人民群众的需要，催生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即国家政权。政权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这个组织起来的权力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

马克思曾用工会与它的执行委员会类比无产阶级与其政府首脑的关系，列宁也曾指出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是每隔一段时间决定一次由资产阶级中的哪些人在议会里压迫人民。可见，在一个国家里，统治阶级相对来讲人数众多，不可能全部参与到政权之中，只能通过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成员组成统治集团，掌握政权，“统治集团是控制着上层建筑领域，掌握国家或政权权力的那一部分统治阶级成员的总称”。这样，政权虽然实质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但首先表现为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的统治。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在统治集团与人民群众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中，人民群众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政权的稳定或倾覆取决于统治集团的统治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当统治集团的统治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时，人民群众必然推翻统治集团，导致政权倾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我国古代思想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荀子•哀公》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大学》中的“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都强调了统治集团的统治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政权稳固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历史周期率具体呈现为政权的周期性倾覆，政权倾覆源于统治集团的统治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因此，在群众史观视域下，揭示政权周期性倾覆的深层原因实质是考察统治集团的统治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严重背离为何总是难以避免。

（一）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权最终必然倾覆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仅剥削阶级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不断加重对人民群众的剥削，而且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也不断侵蚀人民群众的利益，两者交相演进，共同作用，导致统治集团的统治必然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政权倾覆难以避免。

1.剥削阶级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不断加重对人民群众的剥削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可见，剥削阶级的本性是“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即剥削人民群众。让剥削阶级放弃对人民群众的剥削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如毛泽东所说，“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剥削阶级不仅不会放弃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反而会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利用现有生产关系不断加重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不但尽可能多地无偿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有时甚至侵吞他们的必要劳动，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人民群众承受剥削的程度总是有限的，“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随着剥削阶级剥削人民群众的程度不断加深，人民群众“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也无法维持，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反抗。经济解放需要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所以人民群众反抗的矛头直指现有政权，最终推翻统治集团的统治，导致政权倾覆。如果生产力没有革命性的进步，阶级关系和政权性质也不会有质的变化，上述政权倾覆的过程会不断重复，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便是如此。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旧的生产关系使剥削阶级能够无偿占有人民群众的劳动，为了能维持剥削人民群众的优势地位，以便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剥削阶级总是无视生产力的发展，尽可能地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保持和巩固旧的生产关系。但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因此，“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通过暴力革命，人民群众推翻统治集团的统治，造成现有政权的倾覆，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上述革命总是把政权从一个剥削阶级转移到另一个剥削阶级手中，丝毫不能改变政权阻碍生产关系变革的倾向，因此每次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也难逃再次倾覆的命运，正如欧洲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后，最终也被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

2.统治集团贪污腐败，不断侵蚀人民群众利益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恩格斯明确指出：“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也 就是说，权力天生就有谋利的本性，随着公共权力的出现，统治集团总是力图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走向贪污腐败。

只有切实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才能大大缩小统治集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空间，有效遏制其贪污腐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巴黎公社之所以能以真正的负责制取代虚伪的负责制，之所以能用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代替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们，之所以能将国家等级制彻底清除，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

在不同性质的政权中，人民群众监督作用发挥的程度不同，以权谋私的空间不同，统治集团贪污腐败的程度也不同。原始社会的氏族首领会被赋予一定的公共权力，但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剩余产品很少，且氏族首领经常处于其他成员的直接监督之下，因此这时的公共权力保持了服务于整个氏族和氏族成员的本性。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权本质上是为剥削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去反对大多数人。剥削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必然拒绝人民群众真正的彻底的监督，这类性质的政权“必然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这无疑使掌握公共权力的统治集团具有了很大的谋取私利的空间。

另外，结合以往历史来看，为了掩盖政权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本性，剥削阶级一般会给政权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正如马克思所说，“官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这层神秘的外衣使人们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社会公职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上述观念会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远离公共权力，更谈不上对统治集团进行有效的监督。

总之，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注定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正因如此，我国封建王朝中的历次反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有的甚至带来了一段时期的王朝中兴，但终究全部归于失败。

（二）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时刻保持警惕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实践证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使无产阶级政党蜕化变质的物质动因与可能性空间，某些党员干部可能会被利益集团所绑架或者自身贪污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途径，无产阶级政党最终也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从而导致政权倾覆。

1.无产阶级政党蜕化变质的物质动因与可能性空间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使无产阶级政党蜕化变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即便是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各方面难免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具体到经济方面来说，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阶段，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有限，不足以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种状况下，某些党员干部难免存在利用手中权力采取不正当方式获取物质利益的心理动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迄今为止的所有国家中，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首先就“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更低，物质生活资料不仅未能极大丰富，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匮乏，社会成员之间争夺物质利益的生存斗争只会更加激烈，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某些党员干部为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必然也难免会有以权谋私的心理倾向。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使无产阶级政党蜕化变质的可能性空间。列宁指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马克思也曾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的制度，指出公社通过把军事、行政等领域的所有公职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彻底扫除了国家政权“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带来的弊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受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限制，无法使人民群众全部直接参与管理工作。既然人民群众全部直接参与管理难以实行，那就只能代之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实行管理，正如列宁所说，“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由“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实行管理意味着公共权力由专门的党员干部来掌握，这无疑为某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2.无产阶级政党面对市场经济和长期执政的双重考验

为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目前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市场经济使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从事不同经济活动，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滋生各种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遵循的商品交换原则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市场经济所诱发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也难免扭曲某些党员干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动摇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总的来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甚至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经历更长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和平时期长期执政过程中，如果既没有革命斗争的考验，也缺乏深入持久的科学世界观的教育，某些党员干部就“容易出现承平日久、不思进取的心态，容易产生贪图享乐、骄傲自满的情绪，容易缺乏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的斗志”。这样的精神状态不仅会导致某些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动力不足，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损害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阻碍无产阶级政党的公信力、影响力，而且也会导致某些党员干部追求个人特权和物质享受，不重视知识学习和实践锻炼，无法顺应改革发展的要求，严重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从历史经验来看，苏联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垮台与党的性质蜕变、不能进行自我革命有直接关系，“苏联共产党没有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科学的廉政建设监督体制，以致党风廉政建设出现重大失误、党内特权阶层长期发展蔓延，最终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利用”。苏联解体前，《西伯利亚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人们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为2%，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了85%。还有13%的人回答为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苏联共产党蜕化变质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历史周期率具体呈现为政权的周期性倾覆，在群众史观视域下，政权倾覆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集团的统治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囿于阶级局限性，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统治集团的统治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必然严重背离。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途径，无产阶级政党也有可能发生蜕变，从而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基于上述缘故，在以往历史中，政权倾覆难以避免，呈现周期性特征，造成了历史周期率。

二、为何必须跳出历史周期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强调这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众所周知，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最终消灭阶级，废除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到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

（一）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镇压反动势力需要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

对于掌握政权在无产阶级政党完成历史使命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明确概括道，“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具体来说，无产阶级政党需要通过掌握政权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以及镇压反动势力。

阶级不会自行消失，“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为消灭阶级必须发展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政党首先需要夺取政权，以便消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因为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新中国成立后，并不意味着已经达到了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水平。为快速达到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水平，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通过政权力量“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以便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迫切需要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历史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辉煌成就。展望未来，无论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重大关系，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还是切实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保证全国上下一盘棋，抑或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的前提下，继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掌握政权镇压反动势力。马克思明确指出，旧的社会组织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并不随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而全部消失，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还存在，“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同它们进行斗争。列宁也曾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对于镇压反动势力的必要性，指出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只有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需要强调的是，至今我国还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未达到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水平，邓小平当时曾说，“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因此，我国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在特殊条件下阶级矛盾还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目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仍处于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国际资本主义要么通过强硬的军事、政治压力和有限制的经济、科技的合作，迫使我国屈从其经济政治发展的战略要求，要么通过强大的文化机器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渗透，在我国内部制造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种种混乱。不管手段如何，其根本目的都是促使我国改变社会制度。值得警惕的是，国内外反动势力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有时会相互勾结，妄图让我们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总的来看，受国内外环境影响，我国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在特殊条件下阶级矛盾还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就像当年邓小平讲的，如今仍然适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只有利用政权力量才能有效镇压反动势力，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二）实现共产主义的漫长过程需要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将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使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消灭阶级，废除国家，实现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共产主义的实现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前提，如果生产力水平较低，则必然存在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只有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客观性，无产阶级不可能“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结合历史来看，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被代替还是“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被代替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同样，“‘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不仅如此，由于产生阶级的经济根源未被消除，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势必还“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这无疑也会延长共产主义的实现时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较长时间，去实现工业化以及经济的现代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另外，我国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处于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仍然是“和平演变”的重点对象，这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范围内阻碍我们的发展速度。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产主义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镇压反动势力都需要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因此，为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目标，完成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必须跳出历史周期率。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成为重大时代课题之一。

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

依据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只有避免自身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具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可能性；经过长期不懈探索，找到了有效的防范途径，实践证明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能够避免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具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现实性。

（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

依据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以往的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总是力图使整个社会为他们发财致富服务，企图永远维持他们已经获得的优势经济地位，这些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具体来说，自原始社会之后，“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正是基于此，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决定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只有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才有可能克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避免自身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本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检视自身、常思己过，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成为这些集团、团体、阶层同伙的人开刀”。

（二）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是能够避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的有效途径

理论可能性不等于现实必然性，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找到有效的防范途径，才能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实践证明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能够有效防范党员干部被利益集团所绑架以及自身贪污腐败，从而避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

1.人民监督能够有效避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未曾执政，但他们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曾高度评价人民监督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的作用，指出工人掌握监督罢免权可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让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他从掌握政权后的实践经验出发，尤其强调了人民监督在铲除官僚主义中的作用，指出当所有人都能够执行监察和监督职能，都能够暂时变成“官僚”时，也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党长期执政的高度深刻指出，“我们要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始终为人民谋利益……要发挥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

与其他监督形式相比，人民监督具有避免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的独特优势。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要使人民监督具有真实性；人民群众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可采用的监督形式多样，作为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要使人民监督具有广泛性；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有直接体验，要使人民监督具有针对性；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直接受益人，要使人民监督具有自觉性；人民群众实践经验丰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要使人民监督具有较高的资政价值。

纵观百余年党史，人民监督能够有效避免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党在中央苏区时重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规定如果人民群众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存在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可以立即揭发，苏维埃政府对此绝不姑息，必会立即惩办。因为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中央苏区被称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是典型的人民监督实践，有效遏制了腐败和官僚主义。黄炎培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见《延安归来》），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在强调人民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的同时，鼓励群众监督，狠抓监督落实工作，通过群众来信来访等形式，利用群众提供的线索和信息，有效预防和惩治了腐败现象。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2年，“在各级纪检机关查处的违纪案件中，有80%以上的案件线索，是由群众来信来访提供的”。

“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人民监督视为新时代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的根本措施，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探索“互联网+监督”模式、创新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制度、完善人民意见表达制度、提出并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使人民监督更加高效、安全、稳定，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满意度大大提升。

2.自我革命能够有效避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

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马克思将“经常自我批判”看作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的重要区别，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将“无情的自我批评”看作一个政党强大的内在力量。毛泽东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将自我革命提升到新的高度，指出坚持自我革命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

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能够有效避免自身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背离。首先，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彻底性。共产主义信仰与群众史观的立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中国共产党既不可能代表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使其有充足的底气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彻底检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自觉性。中国共产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目标，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最高目标必须紧跟时代潮流，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最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能够锚定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正确方向。“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能够妥善处理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

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指出，“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一系列举措积极整风整党，有效整顿了基层党组织，成功遏制了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蔓延，有力防范了党员干部的腐化变质，“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积极采取措施调整社会关系，实现了全面拨乱反正。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满意度大大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人民群众对党的作风问题反映强烈，全面从严治党从作风问题抓起，严格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围绕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和反腐败等各项建设整体推进、联动集成，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去疴治乱，“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定稳妥、有力有效查处了一批十分重大的案件，使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

历史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有勇气和能力实现长期执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为更好完成历史使命，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一定要继续坚持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群众监督形式，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等方式，有效避免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严重背离，确保党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