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西式民主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张 君

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闹剧迭出，引发了全世界对西式民主的怀疑和反思 。事实上，近年来，在有关西式民主的学术著作及新闻评论中，“衰退”“衰落”“退却”“崩溃”“失败”等词充斥其中。例如，2015年，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民主》杂志主编拉里·戴蒙德提出，“大约从2006年以来，世界一直处在温和但长期的民主衰退过程中”。最近，他又以“衰退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cline）为题在《外交》杂志发文，指出当前美国民主不再能激发其他国家的赞美或模仿。无独有偶，曾经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声名鹊起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2014年也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认为美国现实政治的僵局无解，并且民主制度的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无疑，西式民主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困难，其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在明显减弱。那么，这种困难到底是潮汐般的一种暂时性衰退，还是亟待革新的一种深度衰败？

西式民主的两副面孔

民主有着东西方两种思想渊源和话语表达。就西方版本而言，自古希腊时期起，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民主内涵历经多次修正、发展与扩充，内部显然有着不同的论说层次，这其中政治制度层面的讨论最为集中、最为激烈。从制度安排角度看，西式民主强调“用投票表示主权意志的全民统治”，侧重于形式民主、程序民主，要求开展竞争性选举，实现政党间的轮流执政。

西式民主有着两副不同的面孔，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而不断“变脸”。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看，西式民主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核心，将天赋人权转化为财产权，将民主理念中的人人平等简化为私有财产权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在民主政治框架内，保护私有财产权成为西式民主公开的秘密。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执政，赢得公职的政党候选人都是一些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都会确定无疑地维护少数有产者的利益。

20世纪6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西方选举运作方式发生显著变化，政党候选人在购买广播、电视、报纸广告等方面的竞选支出快速增长，竞选资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竞选经费成为民主政治中敏感而又核心的问题之一，它关系到什么样的政治立场能够得到更有效的营销。对此，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如何花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2014年更是取消了个人政治捐款上限。这样一来，民主政治彻底被金钱所操纵，有产者的“言论自由”压倒了普通民众的意见。据统计，今年美国联邦职位的竞选花费，包括总统大选在内，累计达到了将近68亿美元。随着政治效能感的持续走低，“政治冷漠症”人群占比不断扩大，低投票率成了西方国家的通病，西式民主正变得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从全球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极力兜售西式民主制度，民主输出成为其战略利益扩张的有力工具。在对外输出民主过程中，西方国家对民主政治的运行法则有意进行了简化处理。把民主输出的重点放在了推广西式民主的形式要件，如一人一票、竞争选举、轮流执政等，将民主简单化为投票和选举。不管选举的真实性如何，只要是具备了定期举行大选和党派轮流执政这些形式，就是西方国家认可的民主政治，全然不管这种民主的参与广度、深度以及范围和效果。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或者借助于军事力量，急不可待地帮助、怂恿乃至直接干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极力推销对外版本的西式民主，并积极为举行投票选举的国家提供支持。2015年奥巴马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期间，就不顾当年选举的自由和公正程度，认定该国政府为民选政府。

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简化运作必然带来各种问题，并导致对民主本意的背离。一方面，西式民主在国内政治中成就了有产者的统治，民主理念的贯彻被金钱所腐蚀，民主政治的运作充满了铜臭味，自由平等对于处于弱势的大多数民众来说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另一方面，西式民主的输出，极大地助长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对派的夺权欲望，便利了他们利用干巴巴的民主教条来煽动本国民众，打破本国原有的脆弱政治平衡，使得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政治陷入了多米诺骨牌式危局，不光打断了政治发展的原有进程，甚至造成长期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

西式民主面临的体制性危机

从实践情况看，西式民主的确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一些发生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如愿建立起稳定可靠的民主政权，即便是欧美等老牌民主国家也逐渐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体制缺陷。概括来看，西式民主面临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民主政治对改善社会的异质性于事无补，甚至可能会加剧所在社会的分裂程度。西式民主过度依赖竞争性选举，其运作质量与社会结构的同质性程度紧密相关。在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高度的社会异质性，集中体现在族群分裂、阶级对立或者宗教分歧等方面，有时甚至是处于异质性因素混合叠加的境况中，这样的社会土壤显然不利于西式民主政体的建立与巩固。自2010年底以来，在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支持干预下，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亚北非地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政府相继垮台，他们纷纷建立了符合西式民主形式要件的政治体制。然而，短短几年风云突变，大部分转型国家遭遇失败，普遍陷入了政治和社会秩序重建的泥沼之中。政治上层建筑的剧烈改变，不仅未能推动社会结构的同质化进程，反而加剧了不同族群、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矛盾冲突。在选举竞争的推波助澜下，社会分裂在这些国家进一步发酵蔓延，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异质性程度进一步加重。

第二，民主运作受到超国家组织和次级地方政府等方面的持续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开始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西式民主运作的通常形式是投票选举后由民选代表组织起民主政府，并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现民主治理。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速，民族国家的政治运作面临着来自超国家力量和次级地方政府等方面的持续挑战。基于全球治理和通力合作的考虑，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超国家组织从各国政府取得其所让渡出的部分主权，掌握了一些国际事务的处理权，压缩了各主权国家的治理权限。与此同时，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利益集团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借助资本的跨国流动，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并以增加税源供给和提供就业岗位作为交易条件，迫使对象国政府制定出倾斜性的支持政策，因而干扰了相关国家的政策输出，进一步削弱了民主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能力。此外，次级地方政府也在觊觎民选政府的合法权力，企图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自治权，有些甚至提出了明确的独立主张并进行了尝试。比如，苏格兰地区一直在谋求政治独立，并于2014年9月举行了独立公投。

第三，党派政治堕落为精英共谋，受制于短视的“民意”逐渐演变成否决政治。在西式民主的运作逻辑中，政党之间必须争取更大范围、更多数量的选民支持，以此获得尽可能多的选票、赢得选举的胜利，通过组建政府、制定政策，从而更好地代表民意。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众传媒在政党竞争中影响力的增强，民主政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西方国家的政党组织形态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变，政党之间的竞争被限定于一定范围内，彼此之间的博弈不再是完全的零和博弈，而是开始共同排斥新政党或政治力量的介入。在这些政党内部，中央机构顺应民主化趋势，积极采取了一些政治改革举措，陆续赋予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更多的政治权利，借此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如此一来，党内政治骨干和区域性政党组织的权力被稀释，政党精英的权力和作用被进一步放大，政党内部实质上形成了寡头统治局面，成为政治精英谋取政治权力的工具。为争取民众的投票支持，政党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基本上都是旨在迎合选民的短期利益诉求，比如说提高社会福利、削减税收等，导致政府背负的巨额债务越来越大。与之相反，政治精英基于竞选连任的考量，有意忽略那些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一些政治举措，难以做出自我革新式的重大举动。近年来，在西式民主体制下，党派竞争极化，并且逐渐演变成否决政治，重大的革新举措难以出台，许多亟待改变的事情都因党派僵持而搁置。民主正变得越来越迟缓，越来越短视，政党轮流执政并没有提供更好的政治选择。不少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对这种不作为精英政治的不满，欧美的民粹主义思潮开始兴起，社会政治思潮朝着极端方向发展。有学者指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逐步崛起，以及特朗普成功获得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并最终赢得大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西式民主的衰退不可避免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投入包括金钱在内的大量资源“输出民主”，民主政体俨然成为它们口中所谓“优良政体”的代名词，而民主与否更是成为它们判定其他国家政体优劣的首要标准。然而，回顾西式民主的发展历程可知，西方国家虽然“好为人师”，但却未必掌握了民主理念的真谛。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还是如今的政党政治，人们对其民主实践的批评和质疑之声从未间断，民主政治的探索远未“终结”。

古希腊民主内生于城邦之中，政体结构简单而又粗糙。其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所有，通常由数千名成年男性公民组成，通过广场集会这一形式来审议和决定城邦的一切重要事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这种民主政体避之唯恐不及，认为它只是正宗政体的一种变异或者退化了的形态，非常容易堕落为多数暴政、暴民政治。这里的“多数”，实际上是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城邦政体而言的。因为当时的城邦政治仅限于成年男性公民参加，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妇女、外邦人及奴隶则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不具有任何政治权利。所以说，古希腊的民主政体，虽然从直接行使权力角度看似乎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却内含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政党政治融为一体，具有更大的迷惑性。统治阶级借助于政党这一工具，分别动员普通民众，组织开展热闹的选举竞争，党派间的轮流执政让民众产生了行使权力的错觉。此时，政治对决的双方不是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利益抉择，而被偷换为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力量较量。这里的多数，既可以指人数上的拼凑，也可以指金钱上的堆积，仅仅凭借数量上的优势而赢得与少数之间的对决。而不论哪一方上台执政，获得利益通吃机会的永远是少数有产者，普通民众对此愈发清醒、愈觉失望。正是统治阶级自私贪婪与普通民众抵制抗议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导致西式民主陷入深深的泥沼之中，其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缓解西式民主当前的困境，西方国家也会对现有政治体制作出适当调整。具体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适当抑制竞争性选举的内在冲动，强化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激励全体公民追求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二是所谓的重新审视公平正义问题，在政府、社会、资本之间达到新的制约与平衡，尽可能地恢复民主政府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三是强化政治精英的责任，督促其跨越党派政治，凝聚起所在社会的最大共识，带领整个国家前行。但是，受资产阶级政党自身阶级属性所限，无论作出任何调整，西式民主注定是为少数有产者的利益服务的，它不可能彻底清除西式民主政治的制度弊端，重塑正确的民主价值观，更不可能将人民主权原则贯彻始终，真正张扬民主精神的内在价值。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来源：《红旗文稿》20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