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网络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没有变
李艳艳
2016年12月,特朗普声明,网络入侵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将于上任后组建网络安全团队。2017年1月,他宣布将停止向海外颜色革命组织进行财政支持。特朗普的上述言论引起了思想舆论界人士的纷纷揣测,他是否打算放弃美国多届政府一贯秉承的网络意识形态对外攻势,停止民主输出和颜色革命了呢?为了更加深入地洞悉上述问题,回顾和探析美国网络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的演变历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维度。
一、美国进行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政策依据:公共外交战略
意识形态输出是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1997年美国新闻相关政策设计团体的界定,“公共外交”战略是通过理解、增进和影响外国公众的方式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美国前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点明了“公共外交”战略的实质是“美国政府进入国际思想市场的活动”。意识形态的对外输出是“公共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实施了积极而广泛的“公共外交”,它通过向苏联进行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实现了对苏联国内舆论的控制,成功地摧毁了苏联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攻心术”的彻底胜利,助推了苏联这个曾经令世界生畏的超级帝国几乎是在苏联全社会的集体沉默中瞬间轰然倒下。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以意识形态输出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外交战略,它对于目标国的影响,往往需要借助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媒体。而当今时代,美国在互联网技术、管理上的优势地位,筑就了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现实基础,也形成了美国在意识形态输出方面的战略优势。互联网把每一个现实社会中的个人链入了网络社会之中,使其成为网络世界信息传播过程的一个节点,使得信息能够摆脱传统媒体点对面的单向度传播模式,而是实现信息源多中心的同时发布,使得信息按照一种幂律传播规律迅速扩散。在网络时代,犹如芯片与硬件的关系一般,以控制目标国民众思想为目标的“公共外交”与国际互联网这一互联互通的超级媒体相互借力,美国进而对世界思想舆论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二、美国进行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三个历史阶段
在20世纪末,美国利用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主要是依托美国新闻署进行,这是美国利用互联网对外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第一个阶段。冷战结束以后,主要从事“公共外交”工作的美国新闻署得到的政府拨款、人员编制均大幅降低,为了节省预算,美国新闻署充分利用互联网,依托文化和交换项目以及国际信息项目,逐渐把资金投入从印刷刊物转移到了网络平台这一低成本的新型媒体上,迅速建立起了一个虚拟社会网络,频繁向境外提供电子期刊、电子学习资源等,积极服务于美国的“公共外交”战略。但是,这一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网络化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外交,还只是利用互联网发挥信息搜集、传递、发布的功能,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效应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
美国开展互联网意识形态输出得到官方的正式确认,标志着美国开始了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第二个阶段。2001年,美国在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全国上下都在苦苦思索“世界为什么憎恨美国?”,人们很快把原因归结在公共外交的不得力上,于是“公共外交”政策受到了空前的追捧。200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明确国务院在公共外交方面的职责,重申对外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强调了互联网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中的重要作用。12月,《2002年网络政府法案》得到国会的通过,它主张构建一个以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措施框架,服务于世界公众对美国政策的认同。其后,应这一法案的要求,2003年10月,美国国务院在信息资源管理局下设电子外交办公室,专门从事网络外交。作为这一政府部门成立之后的一项重要业绩,2008年10月,由美国信息资源管理局发布的《2008财政年度电子政府建设报告》披露道,在其他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公众之间如何借助美国电子政务平台获得最全面、最及时的美国内政外交信息方面,电子外交办公室做出了国际表率作用。通过上述名为信息公开自由、实为信息操控垄断的种种方式,美国将自己想让世界看到的一面,通过国际互联网传播了出去,抢占了其他国家尤其是转型期国家民众对于美国意识形态认同的先机。在这一历史时期,“公共外交”和网络外交开始结合起来,美国意识形态通过政府网站、商业门户新闻网站等网络媒体呈现在世界民众的面前。
基于社交网络的美国意识形态输出是第三个历史阶段。当Blog(博客)、Facebook(脸谱)和Twitter(推特)等互联网的新应用横空出世以后,社交网络开始以一种空前的速度在全球范围扩展,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方式也相应出现了新变化。社交网络基于人际关系网络的传播模式,深度嵌入数以亿计用户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成了美国在新世纪极力争夺的媒体资源。自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组建以来,美国政府愈加意识到互联网的强大影响力,因而也更加注重运用网络外交来推销其内外政策。2010年和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先后两次作了“互联网自由”的主题演讲,她明确提出“互联网是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巨大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希拉里把“网络外交”纳入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框架,明确提出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开展对外交往和传播活动。这一政策的影响,从美国对中国信息传播手段的变化中便可见一斑。2011年10月,历史悠久的“美国之音”停止对华汉语广播,同时裁员55%。正如2011年4月7日“德国之声”公开的《美国之音:网络是接触中国受众的主要途径》一文所预测的,美国不是放松对华意识形态输出,而是“将会把政治意识形态对华输出的重点放在数字领域”,这是因为受众活跃的互联网才是美国真正想要占领的思想阵地。
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采访时毫不掩饰自己对社交网络媒体的热情,称社交网络比起官方新闻稿来,更有利于自己快速地表达想法。日前,在Facebook和Twitter账号已有数千万粉丝订阅的基础上,他又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三个新账号。除此而外,他还接管了奥巴马在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社交网络平台上的账号。由此可见,在竞选时就善于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的特朗普,在就任后并没有放弃运用社交媒体向全世界发声,宣传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
三、美国进行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基本方式
如上所述,美国正在加紧利用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工具对所谓“非民主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试图通过改造目标国,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安全、维护世界霸主地位。近年来,美国利用互联网对中国进行的“民主化”改造步伐日趋紧迫、节节升温。对此,美国采取了制造舆论声势、引导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化、建立对美国政治价值观的认同机制等方式。
1.升级传播模式。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时代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模式。美国著名IT专栏作家丹·吉尔莫在《自媒体》一书中提出:“传播方式已经完成了转变。出版社和广播是一对多的媒介,电话是一对一,现在我们有了想怎样就怎样的媒介: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显著深化,美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公共外交”适应信息文化的转变,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突破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外交模式,甚至提出打造与星巴克商业模式相似的未来外交模式,实现公共外交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可见,意识形态输出向多中心、多层次之间的联动成了美国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此外,基于网络的意识形态输出之“草根”特性更加突显,美国将越来越多地倚重网络技术转变“隔离之墙”:将网页瞄准特定的地区;运用播客将电视演讲传播到世界各地;利用YouTube对中东地区的青年进行“民主”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全面倚重互联网Web2.0时代新媒体技术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新方式,被奥巴马政府称为公共外交2.0,其目标是使美国的声音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2.争夺传播平台。互联网作为领土、领海、领空之外的第四种主权空间,已经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基于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强的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事实上,美国近年来对华传播的重点也放在了博客、微博、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领域。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委员温布什表示:“我们将重点放在数字领域,是因为互联网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受众活跃的地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对象。近年来,网络空间中此起彼伏的意识形态较量、舆论交锋屡屡显现出境外势力的操纵之手,美国政府通过企业资本入股、培植代言人等方式试图控制我国网络传播平台、引导舆论走向的目的日益明显,对于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3.形成传播链条。网络已经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阵地,美国政府在我国物色网络运营的代理人,栽培代表其利益的网络意见领袖,建设网络水军队伍,还组织一些法轮功、民运、宗教极端势力等反共分子进入网络舆论场,致使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充斥于网络信息平台,反共反华的书籍在网络空间屡屡出现,严重地搅乱着人们的思想,撕裂着社会共识。从美国反华势力挑起的网络意识形态论争的发生发展轨迹来看,包括境外指挥部、国内据点、网络大V、网络水军四级在内的较为系统性的网络意识形态敌军已经初具规模。如今,在一些网络舆论场上,舆论走向已经呈现出了被其操控的特征。通过建构网络舆论传播链条,美国反华势力及其代言人利用网络信息碎片化传播的特点,对于悠久的中国历史进行选择性失忆,对于当今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选择性失明,极力煽动群众和党离心离德,成为当今一些地方官民关系紧张的重要肇事者。不仅如此,美国通过建设网络舆论传播链条,也希冀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些具有亲美特征的社会组织,扶植其发展成为代表美国利益的政治势力,进而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和发展趋势。
4.掌控舆论导向。通过争夺传播平台、形成传播链条等方式,美国意识形态在中国互联网空间得到迅速蔓延,并且试图掌握舆论导向。根据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对苏联意识形态瓦解历史教训的总结,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的操纵导致了苏联自行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这种意识形态操纵的手法是“我们不强迫你去做,我们要潜入你的心灵,进入你的潜意识,达到你自己愿意去做”。([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这一手法在瓦解苏联的过程中得逞以后,21世纪以来,该手法开始与互联网紧密结合,形成了“网络外交”的新方式。从2009年伊朗大选、2011年中东北非地区“颜色革命”等事件来看,美国“网络外交”的成熟度更高、效力更大,具有改变目标国政治格局的巨大力量。
通过回顾历史不难看出,美国的网络意识形态输出战略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收获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对此,美国一些官员毫不隐晦地提出“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网络意识形态输出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施政方针。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频繁抛出“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计划增加军费预算等言论,这一系列举动表明,特朗普并没有打算放弃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对此,我们应该有所预见和前瞻,并且给予积极关注、防范和应对。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一等〉[2016M600170]和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项目[2015000020124G0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来源:《红旗文稿》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