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秦 哲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具有最深层最广泛的群众思想基础；理论是一个政党、一定阶级的价值理想，具有更现实更同步的斗争实践指导性。中国是“东方人类历史的开端”，中国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最优秀成果，是世界共产主义者进行伟大斗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先进理论反映着文化的普遍性，彰显真理意义；优秀文化体现着理论的特殊性，蕴含生命价值。文化是理论最高实现形式，理论是文化基本价值实践。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了人文底蕴、气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创新发展赋予了时代内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文化实现觉醒

“文化的觉醒，从根本讲是个人本位（英美）社会向社会本位（苏联）社会思想、意识的觉醒。”（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促使人们警醒与清醒。而这种警醒与清醒，正是产生文化自觉的前奏，用这种文化警醒与清醒，引领社会意识的觉醒。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中国以伦理本位社会为核心的文化觉醒的过程。

致力民族独立、获得人民解放，实现中国文化第一次伟大觉醒。“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以说，文化是古老中国的全部记忆。正如英国学者罗素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演讲时所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文化使然，国家意识薄弱是近代国人之大写真。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巴黎晨报记者行经离上海不远地方，看到人们大多若无其事，不禁感到惶惑，甚至莫名其妙。而1934年3月16日德国发布恢复征兵消息时，柏林一位60多岁女房东闻讯欢喜过度，倒地而亡。这一鲜明对照，不在其事件本身，而在于文化。中国的家族观念在其全部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且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之说，久而形成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的价值理念。近代以来，特别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无数志士仁人面对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常常陷入“家”与“国”的文化反思。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先驱者李大钊在《新纪元》中这样说：“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嘉兴南湖红船革命理想启航到延安窑洞艰难探寻，再到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示，28年的浴血奋战，让这个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民族获得了新生、实现了伟大觉醒。民族的觉醒本质上是文化的觉醒。中国文化形成根基在广大人民群众，觉醒根源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群众斗争实践。在中国伦理本位社会文化大背景下，用马克思主义唤醒“人民观念”，赋予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社会意识”新的时代内涵，才最终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历史飞跃。

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中国文化再次伟大觉醒。以农耕文明起家的中华民族，惯以“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思想治国理政，千百年来始终把解决百姓温饱问题放在首位，逐步形成了封闭、保守，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经济理念和文化观念。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曾一度超越发展阶段，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大锅饭，致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到巨大损失。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马克思认为，一定经济形态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形态。这场“革命”推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伟大觉醒，那么也应是中国文化的伟大觉醒。邓小平曾经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所以说，这次“觉醒”从本质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打破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自上而下的单向权力推动，变成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下结合的双向良性互动，才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命运根本扭转、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涵养党内政治文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中国文化又一次伟大觉醒。一个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其文化的复兴。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与使命，必须首先建设好党内政治文化，确保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一个时期里，有些地方和部门，由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严，由于封建腐朽文化影响和商品交换原则侵蚀，党内政治生活随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现象蔓延，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盛行，系统性、塌方式、家族式腐败不时出现。党内严重腐败从表面上看是党的作风建设薄弱问题，但根子都在文化。

人的思想观念来源于文化，价值理念根植于文化。我国有过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一些旧文化、旧思想对每个中国人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浸润身心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任人唯亲等封建思想残余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侵蚀着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从严管党治党开局起步，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朝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果，形成压倒性态势。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是要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抓起，坚持不懈与中国文化的糟粕、封建思想的残余做斗争，彻底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流毒，匡正政治生态、引领社会风尚，真正建立起新时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厚沃土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始终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生相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生长在中国文化这一沃土上的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革命的、道德的和大同的思想元素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中国革命文化的炽热激情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创造，构筑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脊梁。

重视变革与革命的文化传统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当代中国革命理论与传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既重视伦理与秩序，也重视变革与革命。儒家典籍《周易》讴歌商汤、周武王推翻暴政的革命行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大事矣哉。”“革命”“变通”“革故鼎新”等词汇均出自于此。孟子、荀子也对汤武革命进行了褒扬。齐宣王曾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算不算犯上作乱？孟子回答，夏桀、商纣已经失去君王的基本德行，是毁仁害义的独夫民贼，诛杀流放这些人，不属于犯上弑君。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也认为把商汤、周武王的行为看成弑君犯上是错误的。他说君主的地位并不是永恒固定的，商汤、周武王奉行道义，为天下人谋福利、除祸害，因而天下人归顺他们。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般人眼里纯然的愚忠愚孝文化，而是始同时也含着变革与革命的文化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中国命运何去何从，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救国救亡运动。辛亥革命尽管赶走了封建皇帝，但旧文化、旧思想始终难以驱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中国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希望，特别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了革命文化的内涵、作用与特点：“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文化中的革命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神相融合，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胆识和气魄，产生并造就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革命的人民。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理论，也锤炼出了更具人类文明进步意义的革命文化。从土地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延安整风再到正风反腐，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在勇于自我革命与善于领导革命中实现超越和发展的革命文化史。

中华优秀道德传统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信念。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立身做人的价值遵循。中国道德文化从本质上讲是“自我”修养的文化，既脱俗于自然又融入自然，始终关注生命的意义；既来源于物质又高于物质，始终关照生命的价值。经过千百年不断演变，逐步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修齐治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礼义廉耻”“仁者爱人”“孝悌忠信”“忠恕之道”为主要特征的中华传统道德观，这不仅给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关系，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化奠定了深厚文化根基。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基于“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三个概念，形成了一种系统的道德观。马克思认为，这三种价值都是内在的、自由的和终极的善；个人只有生活在与他人、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自我决定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这些，都与中国道德文化高度吻合，它既是非政治的、没有任何社会强制性的道德实践，也是在与他人的合理关系中自我发展的积极的人生境界。

中华优秀道德传统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家底，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中华大地生存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为彻底摒弃资产阶级虚假的、欺骗的、口是心非的，以及夸大其词的道德教义，探索人类至善理论打下坚实文化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念、道德实践和道德标准，我们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实践，创新运用中华道德传统中向上向善的思想价值，逐步形成了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层面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传承和弘扬中华道德传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自决的自由”“自我价值实现”增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

经典的大同思想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中“大同思想”是以追求公天下理想为主要特征的。大同的文化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礼运篇》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是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实现大同则需要遵循天下为公的大道。一个没有私念的公天下的社会，是贤能得其所用，人与人之间真诚而和睦的社会。从道家“小国寡民”社会构想，到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形成，再到洪秀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理想天国等，正是在大同文化感召下，中国人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这种理想追求一直活跃在历代先贤和志士的精神世界里，并被全体中国人民所选择和接受。

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人们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始终不渝。孙中山先生把“天下为公”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是以大同思想来理解共产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大同思想是异质同构，高度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1878年，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无产主义”“贫富均财”。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进行详尽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脑力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对立，阶级和国家消亡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相一致。应该说，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文化缘由。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厚根基和根本动因。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新境界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始终离不开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做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现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不断自我改造、自我革命逐步形成的。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价值理想、精神理念，既是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宝贵精神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让中国人民实现“自我觉醒”，也逐渐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价值共识，更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增添了强劲动力。

“为人民服务”理念为人类社会获得精神自由与解放打开了一扇窗户。“为人民服务”是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因公牺牲的普通战士张思德开追悼会时提出的。70多年间，“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宗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被广大群众所认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甚至传播于世界。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首要的是“自我解放”，只有自我得到解放、获得自我精神自由，才能推动全人类的解放。人的精神自由，是以对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这个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启悟全体民众对本民族的精神文化有一个比较深透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自主、自觉地对内心世界实现有效的整合、统一和完善，成为自我意识的主人。而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其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正在于此。

我们党之所以长期坚持与封建主义特别是“官本位”思想作斗争，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我解放”，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因为，在漫长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不同等级的官员享受不同等级待遇，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生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文化是几千年封建等级思想的残余，在中国文化的构成中占主导地位，也一直束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道德伦理的重塑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是促使人类社会实现从“自我”意识觉醒到“忘我”境界升华的价值观完善。它不仅让中国共产党人冲出思想牢笼，获得自我解放，达到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为中国文化在本民族恰当定位，也为人类社会文明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进步打开了一扇心灵窗户。

“共同富裕”理念为人类社会实现财富独立与自由开辟了一条通道。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多次论述过共同富裕问题。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富裕”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财富”问题。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进步的杠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既是人类追求财富、增加财富的历史，也是财富不断异化的历史。《论语》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说明，富贵之“道”，既不是损人利己，也不是巧取豪夺，而是仁义之“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异化劳动是财富异化的根源，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而获得财富的。也就是说，劳动创造财富，但异化的劳动却使财富走了样，让人们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独立与自由，也由此产生了阶级对立、阶级压迫和剥削。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财富增长，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我们提倡的“共同富裕”，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既需要勤劳致富，也需要合法致富；既是物质上共富，也是精神上共富。这就将我们党对“富裕”特别是“财富”本质的认识从“物”提高到了“人”的高度，实现了从“共同富裕”到“自由全面发展”的跃升。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始终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使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坚持做到独立自主，互帮互助，共享共建，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一步步践行“共同富裕”思想中形成了这样的价值理念：必须树立劳动创造财富、能力发展财富、人本支撑财富的观念，摈弃金钱财富、权力财富、资本财富的思想；必须处理好财富与社会发展、财富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抵制以财富创造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必须大力倡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财富，反对少部分人垄断国家大部分财富，摆脱人成为物的奴隶的羁绊，等等。这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对财富本质规律的认识，也为实现人的财富独立与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构建新的世界经济文化形态开辟出一条思想通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与进步点亮了一盏明灯。当今全球190多个国家、约70亿人口，时刻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隐患不断加剧；军备竞赛和核竞赛逐步升级、局部战争持续暴发、恐怖主义事件频起；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疾病肆虐、粮食短缺等问题，人类生存与发展始终被一系列世界性、全球性难题所困扰。人类社会未来将走向何方？无论是古代历史上的“华夏中心论”，还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都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都无益于人类永续发展和世界持续繁荣。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基于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入思考给世界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向全世界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蕴含了多样与平等、包容和普惠的精神，充满着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担当和大智慧，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思想精髓，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使命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人类社会唯有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唯有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唯有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唯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唯有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类社会才能真正摆脱困境、面向未来、走向光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中国人民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制高点上，为化解世界矛盾冲突、解决各种争端分歧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而点亮的一盏智慧明灯。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机关）

来源：《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