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国《资本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深化中国《资本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国际学界对《资本论》的政治式阅读及其评价

唐正东

我们对《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的纪念, 显然不只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追忆, 而且还必然是对我们今天如何来阅读它的一种更深刻的方法论思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国际学界已经凸显了对《资本论》的多重解读视域, 有哲学的、经济学的, 也有政治式的。这些解读所产生的理论成果或多或少地在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方式, 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 它们其实是有各自独特的解读语境的。由此, 如何从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出发来建构中国的《资本论》研究的解读模式, 这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我注六经”式的相对主义言说, 而是我们这些学者依托中国经验来推进《资本论》研究历程中的一种理论责任。本文试图通过对国际学界有代表性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式阅读范式的剖析, 来深化对《资本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的思考,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在当今国外左派学界, 对《资本论》的政治式阅读可能是最时髦的, 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美国的哈利·克里弗等学者是其代表人物。所谓政治式阅读, 其核心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写作目的的政治性。他们认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目的, 绝非只是体现了马克思这个知识分子的勤勉为学, 而是为了建构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意识; (2) 研究对象的政治性。马克思所研究的商品形式和商品关系, 不可能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 而必然是内含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的政治权力关系; (3) 研究内容的政治性。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形式是内在于资本或货币关系中的, 因此, 价值要素只可能在剩余价值中保存和发展, 而剩余价值只可能在阶级斗争中得以保存和增殖。

这里以奈格里为例来进行具体说明, 他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对这部分思想作了较好的阐释。首先, 奈格里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简称《大纲》) 的革命主体性维度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 如果说《资本论》的正式文本表现出了更多的客体主义阐释特征的话, 那么, 《大纲》则明显不同:它阐述的是如何唤醒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主体的革命意识, 如何在现实运动中推进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对抗。对此, 他指出, “从《大纲》通向《资本论》的运动是一个愉快的进程, 相反从《资本论》通向《大纲》, 我们就不能这么说。《大纲》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伴随这些笔记本而来的是理论-实践层面上的断裂, 我们从中能够发现革命运动以及它既不同于意识形态又不同于客体主义之处”[1]。需要指出的是, 奈格里在《大纲》解读中对革命主体性线索的引入并未显得十分生硬, 而是与资本的危机或灾难的线索“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特别强调:“危机和阶级斗争是如此深切地连接在一起, 以至于在对抗性的辩证法的范围内, 首先采取灾难的形式, 其次采取共产主义的形式。”[2]当然, 这种对抗性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之间的不同, 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次, 奈格里指出, 《大纲》中的主要概念都是政治性的。以最先出现的货币概念为例, 他反对这样一种看法, 即因为“价值章”片断只是在《大纲》的最后才出现, 所以货币概念的首先出现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在奈格里看来, 马克思首先研究货币问题, 其实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的真诚,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是一个货币关系的世界而非价值关系的世界, 而且还因为只有货币才能真正体现资本主义对抗性社会关系的内涵。“对‘坦率’的马克思而言, 达里蒙代表了有用的、低效的但可理解的进路。另外, 如果一个价值理论没有直接地从属于、密切地必然联系于一个货币理论以及其形式———在此形式下社会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组织被表现为社会交换的日常过程, 它能意味着什么?……我开始意识到 (马克思) 这种进路的真诚。因为在这种处理材料的方式下, 有如此多的阶级仇恨。”[3]奈格里在这里是想阐明:马克思在《大纲》中已经清晰地意识到, 货币不仅是体现两个等价物之间关系的价值形式, 而且还是体现社会不平等内容的价值形式。此处表面上的吊诡之处其实只是反映了货币用均价的形式隐藏或掩盖了实际上在生产关系中发生的不平等或剥削关系。这种隐藏很难被人发现, 尤其是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识形态之中的时候更是如此, 而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深刻地揭示了它。

奈格里指出, 马克思在《大纲》中所做的还不止这些。他在揭示了货币是以均价的形式对不平等关系之隐藏之后, 还阐明了这种形式本身是矛盾的和对立的。现实中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对这种货币形式之矛盾性的最好说明。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不可能把货币改革视为解决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的有效办法, 而必然从彻底解决社会关系不平等性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由于奈格里的阐述重点不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历史性生成过程, 而是它的被隐藏性, 因此, 政治层面上的阶级斗争线索进入他此时的解读视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他说在马克思那里“价值理论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部分, 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社会剥削之社会角色的一部分”[4]时, 他的言说语境就是这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学分析语境了。

奈格里的这种解读很容易得到以下两方面的支持。一方面, 马克思写《大纲》的确是为了面对即将到来的1857年金融危机的, 因此, 说马克思专注于货币形式的隐藏功能及其内在矛盾性特征的研究, 从经验事实层面看是说得过去的。另一方面,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 货币的确通过调节功能起到了权力布展或统治的作用, 但它本身在形式上却以等价物的形式而出现。当然, 对新现象的关注和剖析是一回事,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关注和剖析这种新现象又是另一回事。

最后, 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也必须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加以解读。在他看来, 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才发展出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很牵强, 但奈格里的解释是:劳动的创造性力量就其本义来说是不可能导致资本增殖的, “只有当剥削作为一个支配和压缩的政治过程, 作为对社会的普遍控制的时候, 才能直接决定价值和剩余价值。最初的反抗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只有剥削、限制和力量才能成功地解决它”[5]。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奈格里指出, “这一价值规律通过对主体反抗的极端强调开始形成剩余价值规律。但是, 只有当劳动的过程被包含在资本中的时候, 才能有一个恰当的定义。因此, 剩余价值理论直接引出了剥削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层面上, 所有停留在价值理论上的幻想都不见了”[6]。显然, 奈格里此处只是解释了剩余价值规律的源起, 而并未对这一规律的内涵作出详细说明。这种基于政治学维度的阐释虽然具有如下优点, 即对作为政治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现象作出了较好的阐述, 但也明显地具有如下缺点, 即他并没有同时对作为经济过程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剥削现象作出深刻的说明;而此一缺点事实上也会反过来影响他对前者的剖析力度。

美国学者克里弗也是从政治的角度对《资本论》进行解读的代表性人物, 他的《政治地阅读〈资本论〉》一书在欧美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在基本观点上与奈格里十分接近, 事实上他也是为奈格里的上述著作撰写“序言”的三位专家之一。当然, 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他们是不尽相同的。譬如, 克里弗尽管也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诠释《资本论》的, 但他并不认为《资本论》与《大纲》相比是客体主义的。事实上他是把《资本论》第1卷 (尤其是第1章) 当作其阐述对象的。那么, 克里弗到底是如何从“被奈格里批评为客体主义特征明显的《资本论》第1卷”中读出阶级斗争线索的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质点必须被提及:克里弗并不认为《资本论》中的商品概念只是一个抽象概念, 也并不认为只有货币形式才能包含对抗性社会关系的内涵。这也正是他因何不愿意用《大纲》来贬低《资本论》理论地位的原因。在他看来, 马克思在第1章中很好地阐释了商品形式规则的逻辑一致性, “他很好地向我们诠释了与商品形式有关的各种规则的逻辑一致性。当然, 他之所以能这样做, 完全是因为他越出了 (资本的) 各种规则本身的视域, 把商品形式视为某种内在于资本的要素———既作为资本驱使工人阶级‘自由地’为它劳动的形式, 又作为它以市场关系的幌子来掩盖这种强迫性的方式”[7]。笔者以为, 仅就这一具体论点来说, 克里弗比奈格里要更准确一些, 或者说在逻辑上更严谨一些。奈格里只是因为货币通过均价的形式隐藏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而商品却做不到这一点, 就断言“马克思在《大纲》中不是从商品的价值形式而是从货币形式出发”是一种学术上的真诚。这种断言显然只是基于对客观现象的经验分析而没有上升到逻辑推论的层面。奈格里没有考虑:为什么商品形式就不可能起到与货币形式同样的作用, 即隐藏对抗性社会关系?我们知道,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已经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我们出发点的, 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出现的商品, 它表现为最简单的经济关系, 资产阶级财富的要素。对商品的分析也说明了它的存在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条件。……但是这样的考察就超出了对商品本身分析的范围, 因为我们在以前分析商品时所研究的只是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产品, 使用价值, 而不是关于每一个产品必须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才表现为商品的问题。”[8]如果我们注意到此论述, 那就不难看出, 当克里弗把《资本论》第1卷中的商品形式视为某种内在于资本之中的要素时, 他的确是对马克思观点的准确理解。所以, 当他说“仅仅从方法论原则的角度确认由于剩余价值是价值的发展了的形式, 所以对前者的讨论应该包括对后者的讨论, 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明确地阐明价值要素是如何在剩余价值中得以保存和切入的, 就像我们必须阐明剩余价值的要素是如何在阶级关系的总体性中得以保存和切入的一样。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式阅读的核心要义”[9]时, 我们应该承认, 他对马克思观点的领悟是有较高水平的。

正因为如此, 克里弗并不把阐述重点放在货币形式上———尽管他也谈到了资本家把货币当作对付工人的武器等观点。他重点阐述的是劳资双方的阶级斗争是如何通过商品形式的中介而表现出来的。对克里弗来说, 马克思那里的商品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尽管是客观存在的, 但并非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要想理解这种关系, 就必须清楚地看到:资本家正是通过强迫雇佣劳动者接受商品形式的中介而完成对他们的社会控制的。也就是说, 奈格里所讲的那种隐藏对抗性社会关系的货币形式, 在克里弗这里变成了商品形式。“要想澄清这种关系, 我们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是通过如下方式来完成的:资本家阶级把商品形式强加到大部分人的头上, 迫使民众把他们的部分生命力当作劳动力商品来出售以换取生存条件和获得社会财富中的一部分。……事实上, 我们可以把资本界定为一种基于强迫劳动的社会系统, 而这种强迫劳动又是通过商品形式来完成的。”[10]沿着这种思路, 克里弗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理解为围绕着商品形式而展开的各种争斗。工人通过斗争成功地提高了工资, 但也会迫使资本家发展出新技术, 因此, 工人阶级的每一次进攻都会刺激资本家实施资本增殖的新形式。

二

客观地说, 对《资本论》的政治式阅读是有长处的, 它准确地看到了马克思眼里的资本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阶级斗争的世界, 而不是一个资本权力无限布展的世界。由此, 当奈格里和克里弗从革命主体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诠释《资本论》及其手稿时, 他们是有一定的文本依据的———尽管他们对形成革命主体的阐释角度不尽相同。奈格里是通过揭示货币形式对对抗性社会关系的隐藏来启发群众主体的革命意识, 而克里弗则致力于深耕《资本论》中的阶级斗争线索, 并由此而凸显这种阶级斗争生成了具体的革命主体的观点。当然, 如果深究下去, 我们也能发现这种解读模式的局限性。

首先, 当他们专注于揭示反映资本主义对抗性社会关系的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时, 他们过于强调劳资之间在政治维度上的对抗性, 而对于这两个阶级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性的关注却很不够;由此导致他们无法看到,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 其实是从“作为资本关系的前提”以及“作为资本关系的结果”这两个维度上来谈论商品和货币概念的[11]。他们只从后一个维度来谈论商品和货币, 这虽然比那些只看到商品和货币的前一个维度的学者在学术层面上要深刻得多, 但也无法回避如下质问:如果不从“抽象”的商品和货币概念出发, 何以深刻地剖析这两个概念在后一个维度上的内容?事实上, 只有从作为一般层面的商品概念出发, 才可能真正把握住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即劳资交换关系的独特本质, 从而准确地看出导致劳资之间阶级斗争的社会经济根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资本关系既看作一种社会控制体系, 又看作一种以资本增殖为内容的生产体系的原因。而奈格里和克里弗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克里弗直接把资本关系界定为一种权力关系或社会控制体系;奈格里虽然在对抗性社会关系问题上谈到了剥削关系, 但他其实也只是从支配性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剥削关系的, “只有当剥削作为一个支配和压缩的政治过程, 作为对社会的普遍控制的时候, 才能直接决定价值和剩余价值, 最初的反抗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只有剥削、限制和力量才能成功地解决它”[12]。由此, 在缺失了生产过程线索的前提下, 奈格里和克里弗也只能更为强调权力控制体系的线索。这就是他们在整个阐述过程中都过于强调政治上的阶级斗争线索的根本原因。

其次, 当他们仅从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或社会关系对抗性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商品或货币概念时, 方法论上的单一性 (即仅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切入) 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这些概念的深层内涵。克里弗说资本家迫使工人接受和采用商品形式, 工人则不断地反抗这种商品形式, 由此, “工人阶级的每一次反击都会演变成对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增长模式的刺激。从操作策略的层面来看, 上述两个阶级围绕商品形式而展开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他们各自把对方当成了促进自身发展的动力”[13]。仔细分析不难看出, 他这里所讲的“商品”其实只是一般交换关系层面上的商品, 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层面上的商品, 而没有达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具有的理论深度。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 只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才会“把整个生产过程说成是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过程, 从而把与活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仅仅说成是对象化劳动, 即借助于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价值。……因此他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直接混同于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吸收。他们把可变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过程与不变资本对活劳动的吸收过程混同起来”[14]。在此“手稿”的另一处, 马克思更是明确地指出, “并不是简单的买者和简单的卖者彼此对立, 而是资本家和工人在流通领域中, 在市场上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他们作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 是他们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的前提”[15]。

这些表述用在对克里弗观点的评价上应该说是很对应的。克里弗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只是从一般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商品概念。由此, 他既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本质是生产过程而不是交换过程, 又不可能知道这种生产过程的核心是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过程。“现在, 全部产品就是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存在的形式, 而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则重新作为资本家的财产, 作为独立的力量和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力量与劳动相对立。所以, 生产过程不仅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前, 生产条件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时, 这些生产条件是工人所遇到的与工人相独立的东西。现在, 工人所遇到的已转化为资本的并与自己相对立的生产条件, 是工人自己劳动的产物。”[16]请注意, 对马克思来说, 资本关系的深层逻辑在于:工人用自己看似自由的劳动建构出了具有客体化特征的资本自我再生产的内在逻辑。这种资本逻辑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和内在矛盾性, 对其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实际上就是对工人阶级解放自身的历史性条件的揭示, 也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革命的客观条件及主体条件的深层内涵的揭示。这显然要比克里弗只从劳资之间政治斗争的角度对马克思在商品形式问题上的思想所作出的阐述要深刻得多。奈格里在货币形式问题上的观点也有类似的问题, 囿于篇幅所限, 在此就不详述了。

最后, 从奈格里和克里弗身上我们可以看出, 坚持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资本论》的学者, 往往对资本权力布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比较敏感。譬如, 当一般的经济学家只是把货币当作价值尺度或交换手段时, 奈格里敏锐地抓住了资本家通过货币的中介来完成其对工人的统治这一现象。仔细想来, 当代资本主义的确也是通过货币或金融的环节来实施其统治权力的布展的。循着这一视角, 当有的学者把理论触角伸向技术和固定资本等领域时, 我们也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他们的做法了。当代国外左派学者中流行的从生产力维度中的某一要素出发来解读资本统治逻辑的做法, 从根本上说都可以放在上述这种解读视域中来加以理解。客观地说, 把《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推进到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或新问题的领域, 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甚至是应当加以鼓励和推动的, 但问题是如何进行这种研究。像奈格里这样直接抓住货币本身来展开解读思路的, 事实上至多只能做到用政治斗争的视域来对货币的经济学功能作出新的解读。但必须看到的是, 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货币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来读出其内含的超越出一般经济学层面的更深刻的内容。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从货币本身所体现的买卖矛盾关系中, 读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从商品概念出发过渡到对货币概念的解读、而奈格里等人却做不到这一点的原因。究其实质, 站在《资本论》的政治式解读线索中的学者, 虽然始终致力于反抗资本主义的统治, 始终致力于阐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 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要反抗资本主义的统治。马克思当年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使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危机, 工人反抗资本家的统治不仅仅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 而且还体现了基于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性诉求。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辩证统一的。但上述这些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式解读的西方左翼学者, 事实上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力还在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对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均等现象的批判。就像大卫·哈维所说的, “由此, 事情的本质不在于资本已经无法从其矛盾中幸存下来, 而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样做的代价已经无法令人接受”[17]。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只能从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政治运动入手, 而无法像马克思那样从针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运动入手来寻求解放道路的原因。

三

经过上述分析之后, 我们再来面对《资本论》政治式解读线索中的其他学者的观点就要轻松得多了。法国学者雅克·比岱对《资本论》的元结构式解读其实也是基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式解读, 但他不是通过某种核心要素 (如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等) 来彰显基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式解读思路, 而是建构出了“从元结构向结构的转化”这一理论图谱来诠释这种政治式解读模式的具体内容。比岱是想把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放在“结构”的内容之中, 并通过虚构一种元结构来把现实存在的结构视为对元结构的倒置与反转;而这种倒置与反转所演绎的社会过程便是阶级斗争的过程。“实际上, 辩证的‘过渡’指的是把元结构和结构联结在一起的社会过程, 而非‘简单的’资本-市场过程, 这一过程只代表其中一个‘极’。我们会看到, 这个社会过程指的是阶级斗争。”[18]在此基础上, 比岱认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的确是以商品关系的结构为出发点的, 并且也完成了从商品到资本的逻辑推演, 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只是部分地看到了“元结构问题”;他只是把商品关系理解成了商品交换关系, 而没有看到其中所内含的商品生产的逻辑;这样, 他自然就无法理解元结构和结构中都包含着的市场与组织权力的双重线索。比岱认为, 这也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阐述从商品交换关系向资本剥削关系的过渡时显得很牵强附会, “虽然他没有言明, 但他在《资本论》中对这些失败作了总结。实际上他介绍了一个不是辩证的而是启蒙的过渡。……这种操作的非辩证的特点表现在这一事实当中, 即第二个阶段, 即资本不是从对第一个阶段, 即市场的思考中得出来的, 而是从一种 (神奇的) 启蒙式想象中得来的, 这一启蒙式想象旨在攫取关于资本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指明资本的内部矛盾并且通过一种返回运动重新回到第一个阶段, 即关于市场的理论, 以便在其中找到能解决这一矛盾的因素”[19]。

正因为如此, 比岱认为必须给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进行重新奠基。他在《马克思〈资本论〉探究》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我的目标是写出一种新版本的马克思理论, 它的理论基础是被革新过的, 它的阐述方式将更具现实性并且能更好地回应当下的政治斗争需求。”[20]客观地说, 与奈格里、克里弗等人的观点相比, 比岱对《资本论》的政治式解读显得更具学理性。他不把对革命主体性生成的逻辑论证作为主要的理论任务, 而是致力于对社会过程的阶级斗争特性的揭示。但不管怎样, 他为了满足当下政治斗争的需求而把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 修改成了从元结构到结构的倒置和反转, 并且在还不能准确解读马克思关于从商品向资本的过渡逻辑的前提下, 简单地把马克思在此处所凸显的历史发生学的阐述思路界定为一种失败的思路;我们从中也能领悟到, 如果在《资本论》的解读过程中不能准确和全面地把握政治式解读的深层内涵, 那就很容易导致对马克思思想的简单化误读。

笔者以为, 我们当然应该重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政治维度, 这是不容置疑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是否只能从政治的维度来解读这一著作的深刻内涵。事实上, 马克思关于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的思考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否则, 他的观点很难与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区别开来。由此, 在当下《资本论》解读的学术语境中, 当我们面对国外左派学者专注于从单纯的政治斗争视角来凸显其理论主张时, 我们应当清晰地意识到, 这只是源自于他们独特的实践语境而得出的解读思路。其实, 我们在面对其他左派学者从文化或经济学角度所展开的《资本论》解读模式时, 也要有这种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实际上, 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自己的《资本论》解读模式时, 应该明确地把政治、文化等视角置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域中, 从探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规律入手, 准确地把握政治、文化等解读维度在《资本论》研究中的重要性, 避免因解读视角的单一性而造成理解上的误差。

结语

对国际学界《资本论》研究的相关观点的评价, 只是为了让我们在展开自己的《资本论》研究时能有更加鲜明的方法论自觉。我们今天研究《资本论》, 不可能像奈格里、克里弗那样只是为了建构工人的革命主体性。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观点时, 要时刻注意研判其独特的解读意图使他们对《资本论》作出了怎样的过度解读, 而不是因为其观点的流行而全盘接受他们的解读思路。从对《资本论》的这种政治式解读思路的研判中, 我们也能联想到, 如果只把对拜物教或物化现象的批判理解为对《资本论》的哲学式解读的核心内涵, 而不同时关注产生这种拜物教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矛盾性, 这恐怕也会像上述这种政治式解读思路那样, 因为过于强调西方学科分工体系赋予“哲学”的批判资本内在异化过程的使命, 而与具有独特品格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深刻内涵, 以及运用这种新哲学而打开的《资本论》的丰富理论空间擦肩而过。客观地说, 这里所提到的对《资本论》的“政治”式和“哲学”式解读思路, 在国内学界也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因此, 当我们立足于当下中国经验来谈论《资本论》的解读时, 方法论的自觉意识不仅是重要的, 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更进一步, 这里所谈的方法论自觉, 不仅表现在对国外学者的《资本论》解读模式持一种自觉的批判性立场, 而且还表现在要把《资本论》的解读方法论与对探索和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性的论证联系起来。也就是说, 从“《资本论》研究的当下意义”这一角度来看, 强调对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自觉探寻, 也是契合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研究需要的;当然, 至于如何从内在矛盾本质规律的角度来深化对《资本论》的解读, 则是应该另辟他文来研究的对象了。我们看到,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 正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理解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文化上的拜物教或物化等现象的, 他在这一巨著中想要展示的是历史客观规律的科学性及革命性内涵。正因为如此, 我们把《资本论》研究的当下意义与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自觉意识联系起来, 恰恰是对《资本论》学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也只有在这一层面上, 我们才能触及《资本论》研究之方法论自觉的深刻内涵。

注释

[1][2][3][4][5][6][12]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张梧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第38页;第26页;第43页;第47页;第101页;第101页;第101页。

[7][9][10][13]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AK Press&Anti/Theses, 2000, p.79, p.79, p.82, p.9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人民出版社, 1998, 第42~43页。

[11]参见唐正东:《马克思的两种商品概念及其哲学启示》, 《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

[14][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第489页;第495页;第543页。

[17]David Harvey,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64.

[18][19]雅克·比岱:《总体理论》, 陈原译, 东方出版社, 2010, 第77页;第200页。

[20]Jacques Bidet, Exploring Marx's Capital:Philosoph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Trans.by David Fernbach,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7, p.xxii.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来源：《哲学动态》 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