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读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

读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张雷声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恩格斯于1843年底至1844年初完成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大纲》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2月出版)上，马克思可能就是这一著作的第一读者，在《巴黎笔记》第V笔记本中就留存了马克思阅读《大纲》的摘要。尽管马克思一直很推崇《大纲》，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但恩格斯对他青年时代的这部著作所带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和费尔巴哈个人主义的影响不甚满意。无论怎样，《大纲》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最初的批判，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对马克思踏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进行《资本论》的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一、《大纲》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一生的追求和重要任务。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蓬勃开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日益显露。历史和时代呼唤着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在《大纲》中，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局限性作了分析。

首先，恩格斯把国民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指明了它产生的经济基础。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理论标榜为关于国民财富增长的学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国民财富绝对不是国民的，国民经济学也不过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而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就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正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商业扩张的结果，从重商主义发展到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就是必然的。

其次，恩格斯把国民经济学的演化过程同私有制联系起来，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重商主义体系主张商品输出超过输入，即争取贸易顺差，商业的贪婪性多少有所遮掩，但是，他们仍然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在实质上还是“贪财和自私”，而且这种基于“贪财和自私”的商业角逐引起的战争，表明了“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当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把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卷入资本主义之中，把各国的自然经济都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使资本主义的统治遍布于全世界时，重商主义体系的贸易差额理论就被自由贸易理论所取代了。所以，恩格斯说：“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既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也是产业革命的自然结果；既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利益相结合的产物。

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作出了分析。他认为，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经济学的革命也是如此，它“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新的经济学仍然是私有制的理论，在这种学说的背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虽然反对了神权，甚至反对了重商主义，但它仍然将私有制当作一种自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了，“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可见，新的经济学至多是“前进了半步”。与此同时，恩格斯还严厉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

第三，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作了分析，说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本质及其历史局限性决定其必然走向庸俗化。恩格斯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经济学确实包含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还没有被阐述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被清楚地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在涉及确定生财捷径的一切地方，就是说，在一切严格意义的经济学上的争论中，贸易自由的捍卫者们是正确的。”恩格斯强调，新经济学之所以是正确的，是相对于那些支持垄断的人来说的，而不是相对于反对私有制的人来说的。“因为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证明的那样，反对私有制的人能够从经济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是私有制的理论表现。

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言，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必要的进步。因为“为了使私有制的真实的后果能够显露出来，就有必要摧毁重商主义体系以及它的垄断和它对商业关系的束缚；为了使当代的斗争能够成为普遍的人类的斗争，就有必要使所有这些地域的和国家的小算盘退居次要的地位；有必要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粹经验主义的、仅仅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使它具有一种也对结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有必要通过对旧经济学中包含的不道德加以否定的尝试，并通过由此产生的伪善——这种尝试的必然结果——而使这种不道德达于极点”。因此，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对贸易自由的论证和阐述，才有可能超越私有制的经济学。但是，恩格斯也强调，这种贸易自由并没有任何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恩格斯由此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他指出：“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因此，“我们所要评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必定越严厉”。恩格斯当时虽然还未能区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但是，他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演化过程的分析，已经说明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对立的尖锐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终必然要走上庸俗的道路，越来越堕落为辩护论和诡辩论。

恩格斯还明确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特点就是前后不一贯和具有两面性，它不仅“不能对重商主义体系作出正确的评判”，而且“还受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各个前提的拖累”，贸易自由的捍卫者是一些比旧的重商主义者本身更为恶劣的垄断者。因此，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派中，任何一派都不可能对另一派作出正确的评价，任何一派也都不可能只责备对方而自己不受到同样的责备，“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做出结论”。显然，恩格斯已经把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已经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表现的经济范畴及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大纲》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分析

在《大纲》中，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作了初步的批判和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经济范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分析是以私有制的本质为前提的。他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就必须研究它们是如何从私有制中产生的，又是如何在私有制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正是从私有制的本质来阐明和分析价值、竞争等经济范畴的。

关于价值范畴。恩格斯主要针对当时欧洲经济学界的两大主流价值理论，即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对价值范畴作了研究。恩格斯认为，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忘掉了生产费用或劳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则忽视了“效用”或使用价值。恩格斯的评价是：“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因素，争论的双方都要强行把这两个因素分开，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徒劳的。”恩格斯试图从劳动或“生产费用”与效用的统一性上来考察价值范畴，他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恩格斯关于价值范畴的解释存在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例如，在对价值范畴内涵的理解中，恩格斯试图把萨伊效用价值论中的“效用”，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或“生产费用”结合起来，说明物品的价值包含这两个因素，是由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

在价值范畴的性质上，恩格斯否认了价值的客观性。他认为，价值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即在私有制之外才能得到实现。因为私有制通过竞争，破坏着一切物品所固有的任何价值，而且还改变着一切物品相互的价值关系。在恩格斯看来，竞争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它到处存在并决定一切。在竞争的统治下，抽象价值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着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并且由于竞争的作用，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价格与生产费用决定的价值是不相一致的。因此，在竞争统治下是不存在价值的。恩格斯指出：“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私有制一旦被消灭，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尽管恩格斯否认了价值在竞争统治之下存在的客观性，但是，他却认识到了在未来社会中，价值会被人们有意识地用来作为在各部门间分配社会劳动和进行经济核算的工具。

在恩格斯看来，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存在差别的。“物品的价值不同于人们在买卖中为该物品提供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这个所谓等价物就是物品的价格。”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这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的规律”。由此可见，恩格斯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价值在交换中毫无意义，只有交换价值才会有意义。恩格斯关于价值范畴的分析，尽管存在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是，他却说明了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价值与实际价值的不同。他指出：经济学家们称为的实际价值，“其实也只是价格的一种规定性”。

关于竞争范畴。恩格斯认为，“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分析了竞争从私有制中产生并受私有制制约的问题。恩格斯指出：“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是人的活动是首要条件，而人的活动又会分解为劳动和资本，私有制使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要素中的每一种都发生分裂，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块土地与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与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与另一个劳动力对立。“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

恩格斯通过揭示竞争的规律，说明了消灭私有制、进行社会变革的不可避免性。“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供给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达到过刚好满足需求的情况；供给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永远不相适应，因为在人类的不自觉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给究竟有多大。如果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因而供给似乎就会兴奋起来；只要市场上供给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急剧下跌，因而需求又被激起。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而总是兴奋和松弛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一种达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动。”恩格斯认为，这个规律是一个纯自然的规律，是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由于生产的分散性和竞争的作用，商业危机就会爆发，并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更严重，也必定会使失业、贫困等状况更为加剧，最后必定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

恩格斯还分析了竞争所产生的后果。他认为，竞争使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者与土地占有者发生对立，同时也使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发生对立，使力量较强的一方在斗争中获胜，从而产生了财产的集中。并且，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同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是私有制所固有的”。随着财产的集中，“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恩格斯还认为，竞争的对立面是垄断。每一个竞争者都希望取得垄断地位，以此来对付其他人，因此，垄断是由竞争转化而来的。另一方面，垄断也挡不住竞争的洪流，它也会引起竞争。可见，恩格斯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已经看到了竞争和垄断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竞争和垄断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和相互转化并且还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辩证关系运动的基础即私有制，强调在私有制基础上，垄断引起了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又引起了垄断。此外，恩格斯还强调，竞争贯穿于全部生活关系之中，造成了人们所处的相互奴役状态，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秩序状态，也导致了社会的堕落和各种犯罪等。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即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我们转向哪里，私有制总会把我们引到矛盾中去”。因此，只有消灭了私有制，资本、劳动、土地占有者内部的对立及相互对立才会消失。

三、《大纲》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大纲》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科学论点，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和赞扬，认为它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虽然还没有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他已把辩证法同唯物论结合起来，他所阐述的一些基本思想，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所运用的方法，也为马克思一开始批判主流经济学时所吸收。关于这一著作中的一些不正确的地方，后来，恩格斯也认识到，他在青年时代的这部著作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受到费尔巴哈个人主义的影响。在1884年给俄国友人叶·埃·帕普利茨的信中，恩格斯提到：“您认为把我那本《大纲》翻译过去是有益的，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

《大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述上。

在理论研究的方法上，《大纲》使马克思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大纲》是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者转向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的“两个转变”的重要标志。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已经充分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

在《大纲》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一直被资产阶级所垄断。在私有制条件下，它是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这门科学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不断演化，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重商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关于财富的朴素观念相适应；二是自由贸易阶段，恩格斯对这一阶段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了严厉抨击。在恩格斯看来，自由贸易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对重商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中，唯一的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但它不仅没有克服以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还增添了隐蔽和伪善的形式。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反动，它把私有制看成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现象，把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也看成是永恒存在的自然范畴和自然规律。因此，只要政治经济学被限定在资产阶级的眼界内，它就必然“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它就是十足的“私经济学”。

在《大纲》中，恩格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中通行的价值、价格、资本、利润、利息、地租等经济范畴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作了颇为深刻的论述。在恩格斯看来，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与私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反对私有制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租是由土地私有权引起的，资本是私有制发展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所产生的，工资也是私有制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分离的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的私有制，在历史上产生也必将在历史上消失。因此，随着私有制的被消灭，土地私有权也将被消灭，地租也就“可以回到实质上是地租的基础的合理的观点上去”“资本本身将还原为它和劳动的最初的统一体一样”“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

恩格斯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集中体现。在这两部手稿中，马克思运用社会的、历史的批判方法，不仅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也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部不同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在很多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例如，《巴黎笔记》中关于国民经济学按其实质来说是致富的科学，没有私有制便没有政治经济学等观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价值、货币、资本、劳动等范畴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规定性的分析；等等。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努力下，唯物辩证法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并被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分析之中。

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阐述方面，《大纲》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最初观点。《大纲》是恩格斯在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劳动价值论的情况下完成的，尽管存在一些错误的地方，但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仍然提出了许多崭新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

在《大纲》中，恩格斯认为，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忘掉了生产费用或劳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则忽视了“效用”或使用价值。什么是价值呢？“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争论的双方都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恩格斯试图从劳动或“生产费用”与效用的统一性上来考察价值概念。显然，恩格斯在对价值概念内涵的理解中，试图把萨伊效用价值论中的“效用”，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或“生产费用”结合起来，说明物品的价值包含这两个要素，是由这两个要素共同决定的。按照恩格斯的这一看法，不仅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价值，而且商品所具有的效用大小也决定价值，这显然还未真正理解价值的实质和价值决定的意义。在价值范畴的性质问题上，恩格斯否认价值的客观性，认为在竞争的统治下，抽象价值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着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同时，由于竞争的作用，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价格与生产费用决定的价值是不相一致的。可见，恩格斯通过分析竞争的作用和竞争所造成的价格与价值的不一致，否定了价值的客观存在，否定了劳动决定价值。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还否认了价值的历史性，他没有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价值。恩格斯对价值问题的这些理解，对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大纲》中，恩格斯不乏对价值理论的天才论述，这些论述对马克思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价值理论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对价值概念的理解上，恩格斯虽然认为物品的价值包含劳动与效用两个要素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却看到了物品的效用是与物品的价值相联系的；恩格斯虽然认为物品的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但是他所说的“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似乎已经意识到劳动决定物品的价值必须要看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是否合理，只有在合理的情况下，价值才由劳动决定。再如，在对价值性质的理解上，恩格斯虽然认为价值在竞争统治下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却强调了私有制统治下竞争的作用，看到了竞争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到了不能离开竞争来谈价值的事实。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关于价值范畴的理解和分析，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影响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否定到赞同、创新的过程中。马克思于1847年上半年完成的《哲学的贫困》是他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态度发生转变的标志。马克思认识到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的基础上，第一次公开了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高度评价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明确地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并由此开始了他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大纲》不仅密切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交往，促进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它还对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产生过一定的启迪作用，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贡献。因此，不仅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大纲》作了概括的摘要，反映了与《大纲》相同的观点，而且在马克思后来完成的巨著《资本论》中，也多次引用过《大纲》中的某些科学论点。《大纲》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列宁曾经深刻而精辟地概括了《大纲》的这一意义。他说：《大纲》这一著作，“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甘肃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