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点 加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何川
当前,资本主义影响世界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点、资本主义影响世界的新方式、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影响和打击没有完善的防范和破解之道,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发生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了重大挫折。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点,准确把握其对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影响,立足于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来筹谋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1、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垄断、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当前,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市场经济的制度形式较为完善,但实际上依旧是资产阶级支配和主导着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垄断了国家政治经济权力。首先从历史上看,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和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的研究颠覆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形成的关于“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等关于资本主义的种种神话,从而揭示出历史中的资本主义和所谓的“自由市场”是如何依赖国家、权力和垄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以后,这种特征更为明显,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金融垄断资本手中。进入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从总体上开始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进行资本的循环。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使大量产业和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垄断寡头手中,形成了全球性的寡头垄断经济和寡头帝国。国际垄断资本的载体是巨型的跨国公司,瑞士苏黎世联邦技术学校的专家在对逾4.3万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全球近半数的财富掌控于147家彼此间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跨国公司手中。参与该课题研究的瑞士学者詹姆斯·格拉特费尔德指出,这相当于不到1%的公司控制着整个网络四成的财富。这其中大多数为金融机构,进入前20名榜单的就有巴克莱银行、摩根大通银行、高盛公司、美林公司、摩根士丹利、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等。(俄罗斯报纸网10月20日报道:《147家跨国公司掌控全球半数财富》,《参考消息》2011年10月22日。)
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股权结构上,出现了股份占有法人化的趋势,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所有权日益集中的趋势。机构法人是指以金融资产信托和代理投资服务为特征的投资机构,又称机构投资者,它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捐赠基金等。这种资本结构通过捆绑着中小资本和劳动者储蓄收入,从而放大了金融核心资本的权力,它依然是资本利益的化身,它追求的依然是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服从于资本主义的逐利逻辑。垄断资本阶层的所有权集中程度依旧很高,即使在被认为所有权比较分散的美国。2009年,美国学者胡德尼斯对纳斯达克、美国证交所、纽约证交所375家企业,以及22个欧洲和东亚国家中的7842家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揭示了几个与传统共识相反的事实。第一,尽管许多人认为美国拥有分散的所有权,而事实相反。以持股比例超过5%以上为大股东标准,全部样本企业中的96%拥有大股东,这些大股东们平均持有企业39%的普通股。尽管所有权集中和企业规模呈反比例关系,但即便是大公司依然出人意料的存在所有权集中现象。例如89%的企业样本拥有大股东;第二,美国的所有权集中程度是否小于其他国家?尽管许多人认为美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分散的所有权,实证结果显示美国所有权的集中程度和世界其他国家大体相似。(张彤玉、崔学东、李春磊:《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2页。)
在第44届达沃斯经济论坛召开之际,英国慈善组织乐施会发布报告称,世界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全球近一半的财富集中在85个人的手中,已经威胁到了人类进步,成为2014年的最大挑战。报告还称,全球大量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对政治、经济、社会和人类的进步等都构成威胁,它使政治遭到侵蚀,使政府更多地只是在为富人的利益服务,而牺牲了普通百姓的利益。
2、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一个高度垄断、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又是权力结构相对扁平化和网络化的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内部沟通的网络化,正在成为现代组织结构变革的最新趋向和目标模式。现代社会主要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四大领域组成,也因此形成了这四大权力领域,资产阶级垄断着国家权力,主要体现在这四大领域的领导权控制上。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很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主体,如政党、利益集团、企业、学校等,本身就是私有的,是资产阶级控制这四大领域的网络权力节点,形成了支撑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的网络化社会权力结构。
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权力结构也日益巩固并强化这种趋势。从国家经济生活的主体、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载体——跨国公司来看,跨国公司首先形成了相对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形式,取代了“金字塔”形层级组织的全球性组织结构。近些年,跨国公司又形成了一些新型的组织结构,如控股公司结构、国际网络结构和虚拟公司结构、无边界企业结构等。控股公司结构是由国际核心控股公司和若干个法律上和组织上独立的子公司组成的组织结构。国际网络结构是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实施管理,以横向扁平型的网络组织逐步取代“金字塔”形层级组织的全球性组织结构。同时,金融资本的控制模式也由垂直控制格局转变为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网状联合控制的格局。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控制了较多的经济部门和产业部门,形成了网状的格局,形成了垄断大财团、大的跨国公司。
在政治、社会领域,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国家权力格局中居于垄断地位和核心位置,但其治理方式和方法较为隐蔽和灵活,是通过对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公民社会政治的支配和主导来实现政治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各种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组织,金融垄断资本通过这些组织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网络化、适时化的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所以,无论所谓的民主制度形式多么发达,大垄断资本依旧可以影响和支配国家政权和政治生活,最大限度的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国际大垄断资本不仅控制着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组织、机构,还组成了较为隐蔽的核心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形成了所谓“影子政府”,以加强加深自身的联系和领导,增强对国家社会的渗透力和掌控力。
在社会文化领域,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葛兰西早就提出了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手法较为狡猾和灵活,它较多地依靠文化领导权来获得大多数群众对其统治的服从和同意。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行使文化领导权的主要机关。市民社会领域的宗教、教育机构、家庭、大众传播、文化影视企业等,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成熟,形成了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状结构。葛兰西天才地发现这种网状结构是现代国家争取领导权的主要阵地,这些领域控制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通过控制教育、文化、艺术表演和意识形态而实现了文化领导权。
3、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高度垄断的权力为基础,借助于扁平化、网络化的权力结构,对他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极大地威胁。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主体——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虽然复杂,拥有众多分布于世界的子公司、分公司,实质上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分级计划管理,也能统一指挥、步骤协调,实现内部一体化,协调和落实公司的全球战略安排,有效实现公司的利益。因此,类似于跨国公司的这种组织特点和控制管理特点,金融垄断资本凭借扁平化、网络化的权力结构,利用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力网络节点,形成了全方位影响世界的大战略,可以在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非传统影响和打击,以各种方式维持其在国内外的既得利益。美国学者恩道尔在《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一书中写道,一位美国前军事战略和哲学教授、美国陆军精英学校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对他说,西点军校的所有学员都需要深入掌握和熟知孙子兵法。他们从这位伟大的中国军事战略大师所学到的最重要的格言是:“兵者,诡道。”这同样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最信奉的格言,他们把军事上的谋略运用到各个领域,打总体战、超限战,全方位主导、全方位控制。
经济上,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也存在着风险和挑战。当前,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以巨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化生产体系日益形成,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整合进了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利益格局之中,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方面的能力。在经济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用新殖民主义方式控制和制约第三世界国家,除了人们熟知的贸易战、金融战、产业控制战,还有能源战、资源战、粮食战等等。
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等上层建筑为经济利益服务。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运用传统的政治压迫、军事干预等手段来谋取利益显然不是最佳选择。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十分看重运用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来影响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心理、心灵,以及运用非政府组织等非常规手段来影响他国的政局。垄断资本的新闻、教育机构、新媒体、文化影视企业等意识形态、文化和舆论机构,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如学术研究机构、智库、基金会等),由于其灵活性强、渗透力强、隐蔽性强等优势,不仅被用来在国内进行管控和治理,也被垄断资本用来进行政治、社会、文化、教育、舆论等渗透,有效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全球利益。1999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国际讨论会上,一位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征候,有关‘全球化’的概念及其评价,一直由一个影响、权力和雄心扩及全球的小圈子所垄断。从小圈子的观念、利益和议题中,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灵感源泉,产生了有关全球化的包罗万象的概念框架和模式。出于各种实际目的,这些概念框架被兜售给蒙昧无知、被动顺从的国际社会。”(布拉尼斯科夫·高索维奇:《全球知识霸权与国际发展议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11期。)这个小圈子,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这个小圈子通过白宫来行使政治霸权,通过新闻、出版、网络等大众传媒,文化影视企业,教育机构、学术研究机构、智库等公民社会组织来进行布道,来进行文化战、舆论战。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政府文告对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攻击,同时还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营造舆论,并用文化影视产业进行文化产品倾销,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冲击着主权国家所固有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消费习惯,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传统的思维及生活方式,并内化为深层的心理意识。总之,在控制舆论、控制社会思想方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前些年发生在独联体几个国家中的“民主化浪潮”,即通常所说的所谓“颜色革命”,欧美国家利用非政府组织支持反对派搞“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期乌克兰政局动荡不安,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二、应对资本主义社会新特点,全面加强我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首先,要实现安全战略观念转变,切实树立大安全观、全面安全观,大力关注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引领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考量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特点,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是全面的、立体的、网络的、隐蔽的、非传统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更深沉的历史思考,更高远的战略规划。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建设还应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围绕国家安全建设来进行,还应该是一种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与对抗,是一种系统的对抗,大战略的对抗。加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首先要进行安全战略观念的转变,以此来引领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苏联解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权被颠覆的教训表明,传统领域的安全固然重要,但只是金融垄断资本最后的或者是其中之一的打击选项。以军事暴力为基础,进行文化战、舆论战攻心、夺心、惑敌;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渗透瓦解,搞颜色革命;借助于非常规手段进行攻击,如在金融安全领域,社会公共领域,卫生、生物领域,基因领域等,以混乱其社会;在特定时期对社会权力网络节点的重要人物进行恐吓、腐蚀,促使其下令放弃抵抗(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通过对伊军中高层指挥官进行威吓、收买,瓦解了伊军),使目标国整体丧失抵抗意志、抵抗手段是金融垄断资本颠覆他国政权的最新战略战术。
战略观念上的失误、落后是最大的失误、失败。苏联虽然在国防安全上投入巨大,苏联的核武器、滚滚坦克洪流曾使西方闻之色变,但在西方的非常规打击下不堪一击,瞬间瓦解。北宋“联金灭辽”和南宋“联蒙灭金”的联盟战略失误,皆是得不偿失,最终导致国家灭亡。晚清关于战略重点的“海防”与“塞防”之争,错误的战略决策,导致海军发展失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美国遏制和改变中国的战略,仍将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心理等各种斗争于一体的大战略,是“无声较量”,是当年对苏联战略的“升级版”。今天,面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这种全面影响、全面管控、隐蔽渗透等特点,使我们亟需树立大安全观、全面安全观,不仅要关注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还要关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等。《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这是我们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孙子兵法》上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仅仅是军事领域,“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任何领域的最高境界。可以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行为称之为战争,他们完全是有意识、有组织、有针对性地运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动用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实现安全战略观念转变,切实树立大安全观、全面安全观,尤其是要高度重视非传统领域的安全,某种程度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博弈更为激烈,惊心动魄程度与军事斗争相比毫不逊色。
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建设提供基本制度和物质保障。放眼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能被敌对势力运用非传统手段颠覆政权,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国家才巩固了政权并不断获得发展。面对高度垄断、权力高度集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说处于劣势,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量稳定社会,没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和凝聚社会,没有强大的国有资本与之竞争,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大战略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攻势,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自信。我们必须坚定和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维护非传统安全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统一、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领导中心——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统筹兼顾,才能抵御住各种风险和冲击。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才能有实力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跨国公司进行市场竞争,才能防止敌对势力对我国经济安全的不利影响。大国竞争突出表现为其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角力。“嫦娥”奔月、“蛟龙”下海、高铁奔驰,这巨大成就背后就是国企创造。在国家和社会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危机时,只有大型国企是主力军,靠得住,信得过,能打仗,打胜仗。如今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重点打击对象,在媒体、舆论上的指责和围攻是其惯用手法,形成气候以后,就会把国有企业改革引导到私有化的错误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安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基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根基,我们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一定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削弱这种地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增强经济的活力,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不是搞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
加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特别是要关注非传统安全领域,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这些领域,占领网络权力节点。例如新媒体、文化影视产业、非政府组织等,是垄断资产阶级实施非常规影响与打击的重要领域,今后我们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组织建设时,就要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些领域要有“国家队”引导,不能仅仅由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来运作,要形成几个大的文化影视企业、互联网企业,以此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社会思想文化的正确导向。还要积极支持以政府资金来源为主、真正群众自治的组织,以形成社会非政府组织市场的竞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自觉性,不能使自我标榜为“公共”、“独立”、“自由”、“学术”,资金来源可疑的组织成为道义上的唯一评判者、社会服务产品的垄断提供者,以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多重支撑阵地。
第三,要大力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国家安全治理新机制,提高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我国国家安全理念提升,国家安全维护能力提高的重要标志。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跨部门维护,要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切实形成维护国家全面安全的整体协调机制,确保国家安全,加强国家安全的全面建设。要更加注重制度在重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治理的法治化与制度化程度,实现国家安全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规则化与规范化。这种法规制度建设还必须有利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领导谋划各个领域的安全建设,形成扁平型、网络型领导、治理管理体制,保证国家安全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用国家安全制度管理社会各权力节点,针对各个网络权力节点、各个领域,明确安全议题,加强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其行为,使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安全事务能相互协调、共同维护。及时将一些成熟做法制度化,不断加强国家安全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从而使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日益现代化。例如,在政治、社会、文化安全领域,针对敌对势力善于通过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形式来进行文化舆论影响与社会渗透,颠覆他国政权,这方面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要形成有效地治理机制与方略。我国在推进各种社会组织的建设时,应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对以国内私人资本、境外资本为依托成立的社会组织要加强管理,加强法律制度规范,对其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要及时予以治理。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