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和“根”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和“根”

周新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尤其是在思想理论领域，对一些重大而基础性的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化。这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头的理解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把握认知，还存在不少亟待厘清的地方。

一、要认真辨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上的认识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应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因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此都有清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晶：它在本质层次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怎样创造性地付诸实践的层次上，则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不是就本质层次说的，而是就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而言的。形象地说，科学社会主义是“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生出来的“流”。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与“流”的关系，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总有人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并列甚至对立起来，把两者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两个不同的流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渊源关系。他们往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而贬低甚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有人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要实现中国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我们需要明确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原理分析他们面临的形势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完全正确的，不是有对有错，也不会过时，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管用的；至于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那应该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分开来看待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不会过时的，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则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过时，需要修改。

第二，要把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区分开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共同规律，它是这个历史阶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完全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联系实际，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管用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它。奇怪的是，有人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却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逻辑是混乱的、说不通的。把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混淆在一起，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联系中国实际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作科学社会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不管用了，这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不能不看到，确有极少数人是故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刨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那就随便怎么说都可以了。不讲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什么边界都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子”，连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也可以塞进来，那样，就可以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了。比如，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基本原则，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而主张私有化，就是常见的一例。对这种主张必须高度警惕。

二、要从根本上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还回顾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段话应该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根本依据。

第一，它说明了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暴露出许多矛盾，有人就设想用一种新的、合理的、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就叫社会主义。然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一样，追求的利益不一样，所以设想的新制度也不一样，这就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据说从17世纪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300多种。谁只要说资本主义有弊病，就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叫社会主义？判断社会主义有没有一个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的性质，确定了共产党对待它们的态度。《共产党宣言》专门用一章阐述了这个问题。这一章的研究方法即阶级分析方法，虽然它是许多人忌讳、竭力回避的，然而却是最科学的，对我们今天分析各种“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各种“社会主义”的同时，根据工人阶级摆脱压迫和剥削、获得解放的这一根本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在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我们再谈论社会主义，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不再是可随意粘贴的标签，也就是说，不是自己说是“社会主义”就真的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揭露点资本主义的弊病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了，而是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就是：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能叫作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更不是像某些人议论的那样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尽管在具体运行层次上，在具体的管理方法、经营机制上，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了一些具体做法，但在社会制度的本质层次上始终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根”始终没有变，因而我们搞的始终是社会主义。

第二，它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什么“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尽管历尽艰辛和曲折，但总体上看是从无到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几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间段，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立起来。应该看到，这几个时间段的基本原则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一棵大树上长出的繁枝茂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一个辉煌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承前几个阶段的成功经验、扬弃不恰当的东西，吸取教训，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创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否定根本。

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方法论上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区分开来

1956年12月，我们党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文章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概括为五条，即：第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第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第三，在革命胜利以后，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第四，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第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再论》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几条原则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一般性。《再论》把这几条原则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并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487—4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但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除了有共同的一面外，还有它特殊性的一面。各国国情不一样，具体道路也应该不一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酝酿撰写《再论》时说，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再论》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经典性的论断：“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同上，第498页）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怎么在本国具体实现，这需要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探索，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应该是不一样的，照搬别国的模式是不会成功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在本质层次上，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以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又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绝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流派，而是说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

这里要着重谈一下“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有人提出，既然社会主义有不同模式，为什么不能承认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非要批判它、从根本上否定它呢？这就涉及什么叫社会主义模式。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形式，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因而显示出各自的民族特点。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就呈现出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我们不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就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只是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做点改良。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哪儿还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有的学者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却又认为它不失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这就自相矛盾了：既然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那它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即做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硬把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不成了指鹿为马了吗？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充当了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任务是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是诱导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迷魂药”。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短短6年时间里就演变成资本主义，最终走上了解体的不归路。这个历史教训很好地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四、下大力气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是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产生混乱认识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欠缺。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风气淡薄了，有些人借口反教条主义来否定读经典著作，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而迷信西方资产阶级那套理论，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有人不懂马列，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出现了越不懂马列、越敢批马列的现象。这种风气是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大障碍。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认真读马列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研究、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要认真读经典著作？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针对有些人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所批评的那样：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同样，如果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抬高了，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降低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经典著作、掌握看家本领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来源：《红旗文稿》2015/年第23期